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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消费力不足贫困陷阱可以避免吗？东亚奇迹证明可以避免。有两种主要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
其一是一国发展对外贸易，而不是封闭本国经济，使得本国生产的商品从国外打开市场销路。这样就可以避开本国狭小的商品消费市场的限制。东亚奇迹诸国或多或少都具有很强的对本国外的贸易开放。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大政策就是对外开放。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体对外净出口能力强大，即使国内消费能力因劳动力收入低下弱小，国外市场会帮助消费国内资本生产的大量产品。一些小型国家在这方面会具有优势，如香港，新加坡，它们因为经济体规模小，很容易被国外出口承载掉可能的本国消费能力太小下的商品品消费压力。因此，它们如果能造成出口方面的优势，就很容易经济腾飞。即使如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相对规模较小，也容易出现该效应的优势，比如，韩国，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就具有强大的对外海路交通条件，比较容易造成净出口优势，从而容易经济高速腾飞。
其二是扩展本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内，劳动力消费能力低下，在绝对过剩下是非常小的。但是包括很多现实中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之前不具备消费力不足贫困陷阱或程度弱。如二战后的很多亚洲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它们越过刘易斯拐点前似乎并未受到消费力不足贫困陷阱，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腾飞性质的，如韩国，日本，台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可能无不归结为它们在（刘易斯）拐点前劳动力总体消费能力是很大的或扩大了劳动力总体消费能力，即不存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为什么如此，可能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1）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前有的国家并不具备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这尤其是指那些相对其国土资源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很可能是这样的。明治维新前日本有过长达一百年的人口停止增长的时期。有学者分析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前夕是人口过剩的，下层民众生活普遍贫穷，这样的话意味着劳动力是过剩的，状态很像中国一个大封建王朝末期的情况。事实果真如此？在一些新经济历史的分析中，则认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广大劳动者总体上是富裕的，而且有资料指出，日本在维新运动之前，国内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这些都足以减少即使存在的劳动力过剩情况。二战后的日本应该也是如此，并不存在相对农业耕地的过剩劳动力，加上土地改革这使得劳动力在近代型或现代型经济开始起步发展时边际收入已经很大，可以说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绝对过剩现象，进而使得劳动者消费能力很大，整个经济就在新资本的扩张上有充分的的消费能力承载空间，导致经济高速发展。
（2）经济体开始近现代型经济发展时，国家政治强力进行土地改革，即使劳动力过剩，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土地均分，使劳动力普遍具有对农业土地的地租性收入，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收入，这是一种人为干预，通过干预使劳动力人均收入提高，进而使消费能力扩大。这个的典型是中国。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实行共产主义，对农业土地实行均分，改革开放后也保持一点。事实上，中国的人口自清末开始是严重过剩的，清末人口高达4亿，符合中国封建王朝一个大王朝末期的人口过剩的情况。建国后三十年时间内，人口就翻了一番，从5亿增长到10亿，所以中国人口在改革开放开始理应是严重过剩的，但是中国实行农业耕地均分制度，导致广大农民收入并没有因为人口太庞大下的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太低下，对商品消费能力还是很大的。这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另外一些制度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量农业人口不能进入城市压低城市工人阶层的工资，这也保障了工人阶层的工资水准不至于太低使工人的消费能力也很大。总体而言，中国当时的劳动力收入是很大的。包括东南亚，印度等国家也在二战后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改革，如台湾，韩国也是如此。这些都不同程度的扩大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所以，这些国家虽然有消费力不足贫困陷阱，但因为劳动力收入不会特别小，所以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是最彻底土改的国家，因此其经济增速最引人注目，是腾飞性质的。
我们论述了两种种方法，同时也解释了亚洲诸多国家不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情况的原因解释，包括亚洲四小龙，中国，日本，东南亚诸国，都可以籍此分析。如非洲普遍严重的消费力不足贫困陷阱，莫不是其高速增殖的人口导致了如此。至此我们解决了很多谜题。
事实上有一个悖论，劳动力收入低下，这会使资本生产有廉价的劳动力，理应资本积累高速，但实际情况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并非如此，原因莫不在于劳动力收入低下进而消费能力低下下的消费力不足贫困陷阱。
由于笔者个人能力和精力有限，本书理论对各国发展情况的解释不能用历史资料考证，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是否劳动力过剩或严重过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土改对扩大购劳动力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大影响等等，都尚属猜测，需要更多的人来验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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