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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项目上和同事谈到国家治理结构，说到康熙皇帝评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治隆唐宋，可见在古代帝王眼中，唐宋的治理还是很有效的。
就封建国家治理来说，北京大学学者钱穆就觉得汉朝的国家治理结构最好，内阁以宰相为主，三公九卿各司其职，地方治理分为郡县两级制，中央政府官级别不多，高效精简，官少民多，比例合理，百姓负担不重。其实唐朝的治理结构也还是不错的，实施三省六部制，其治理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为了加强对边疆的军事，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如设立了节度使，主政地方军政大权，这样做在唐朝初期对巩固边境是有益的，对地方有较大的分权，后来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力，加上放权过度，节度使成了“土皇帝”，对中央的政令不去执行，后来还引发了长达八年的的“安史之乱”。最后的结果是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最后一个节度使朱温直接瓦解了唐王朝，后来进入五代十国乱世时期。
“以历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王朝看到了这种节度使放权制度给地方官太多权力的坏处，将军权收归中央，实行禁军制度，派文官治理地方，这样就像企业管理的收权，结果，造成军力孱弱，军费负担重，宋朝在辽、西夏、金的军事打击下，后来灭亡了。
当然唐宋的灭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但是唐朝的放权过度和宋朝的收权过度，也是造成国家灭亡原因之一，由此联想到现代企业的组织管控。
如何管控，如何处理集权分权的尺度，哪些可以放，哪些应该收，和中央地方的所处的环境有关。唐朝开国初期，为了戍边，给了地方官很大的权力，收效不错，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但是外患消除后，权力不但没收，而且更放任，酿成后患。宋朝与唐初的形势差不多，也是少数民族虎视眈眈，不断侵掠。宋汲取唐亡之训，收缴地方军权，结果没有把好度，也是造成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
在现代企业中，集团管控比较难把握的，是集分权的度。目前集团在管控方面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管控过度；一类是管控不足。管控过度方面表现在，基于对资产流失的恐惧，要求下属企业从战略到运营的各个方面要向上级部门汇报，束缚了下级的经营自主性；另一类放任自流，等发现出了问题，再亡羊补牢，就悔之晚矣。而且在一般咨询公司给企业集团所作的管控报告中，也是有管控手段、内容太繁杂的倾向，几乎涵盖了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可操作性不强，实施效果不佳。
咨询公司应该做的就是，抓关键，一抓财务投资权，二抓绩效考核权，其他的战略、运营、合同、下属企业组织调整等方面都可以视情况设立相应管控制度，宜少不宜多。便于执行，便于坚持，钱穆在考察了唐朝的治理制度说过，有些好的制度实施到后来松懈了，没有坚持，也是造成后来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原因。
所以透过唐宋国家制度，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管控要把握好集分权的度，因企业经营环境而变，过犹不及；同时要简化制度、坚持执行，权力放得下，收得来，动态调整，收放自如，不让衰唐灭宋那样的悲剧在企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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