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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碧漪 来 源：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
我的父亲冯仑，今天 60 岁了。我想写一篇文章，送给他。
6 月底的一个下午，我陪父亲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一家媒体专访。采访前，对方团队与我对接时，表达了他们希望冯仑先生能多聊聊跟太空、航天相关的话题。「他简直是脑洞最大的一个企业家」，记者对我说，「怎么会对太空有这么多想象？太酷了。」
于是采访从「风马牛 1 号」卫星开始，聊到他对航天商业化的兴趣，聊到他投资的太空基因库，聊到他想要去火星、去月亮的冲动，以及那个终极的、近几年让他痴迷的话题：探索在火星上创建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可能性。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记者几乎没问什么问题，只听他滔滔不绝，将自己的太空梦做着完整而生动的叙述。
我一直坐在他 5 米之外的桌边安静地听。这一天艳阳高照，逆光的房间里，挨着窗户坐在沙发上的他，轮廓被内外光线的反差勾勒得格外清晰。我听着他那兴致勃勃的语调，讲述着那些让他深深着迷的太空科技以及他的太空人类文明重造计划。我听着，听着，默不作声着，内心却陷入了浓浓的难过。
表面上当然是波澜不惊，让自己不会在他、在工作人员面前露出情绪化的马脚。于此同时，忧伤的情绪却抵挡不住地上涌。我迎接着它，感受着它，攥着拳头，突然也理解了它：这股难过，出现在每一次我听他，我的父亲，讲述他的太空理想的时刻。它的根由无比简单而幼稚，以至于我羞耻于表达它：
我害怕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父亲会去到一个很大、很远的地方，去实现他那在外人看来极端，在自己看来浪漫的太空梦。我害怕他离开地球，离开他的家人，离开我。
我害怕失去他。
1992 年 7 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年，我父亲 33 岁，刚刚开启他的创业岁月。我在北京出生，在妈妈、爷爷奶奶跟阿姨的陪伴下度过童年。爸爸这个角色，物理上是有的，但大部分时候，都以符号或传奇的方式存在。
「爸爸是个传奇」这个概念究竟是何时被装进我幼小的大脑的，现在已无从追溯。但它一旦被确立，就在儿童时期的我心里扎下了根。
我不太知道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有个现在还被家里老人经常提及的段子，是我在 6 岁去小学面试时，被老师问到爸爸的职业是什么。「教授」，我答。「在哪里教书？」「在万通公司」。据说老师当时一脸错愕。）也不知道为何总是见不到他，只是在困惑中被大人灌输着一些抽象的概念，「爸爸在外面干事业」、「爸爸在折腾」，诸如此类。
3 岁时，我被送去了每周只返家两次的半全托幼儿园。6 岁时，我开始上寄宿小学，每周只有周末被接回家。寄宿的校园生活是快乐的，但也让我，一个敏感的小孩，对仅能在有限时间见到的家人充满更多的依恋跟不舍。
但我能依赖的对象是有限的，确切来说，只有妈妈一个角色。上小学的时光里，爸爸这个角色的传奇色彩在我心里被进一步加深了，原因，想来有几个：
家里的生活条件愈变愈好，而这「多亏了你爸爸的打拼」；开始频繁听到大人们用夸赞的语气讲述「万通」这个公司做得不错，而这「是你爸爸的公司」；此外，最根本的一点，是我到了开始有偶像崇拜意识的年龄。
妈妈固然是优秀的，但她离我的生活太近，与此同时，我的爸爸，那个总是见不到的、在外折腾的人，成为了被我仰视、崇拜的角色。我越是见不到爸爸，越是迫切地在脑海中深化着他的光辉形象。对于一个需要陪伴却总得不到的孩子来说，这大概也是自我合理化最直接的一条路径了。
就这样，在成长过程中，「爸爸很了不起」被作为既定事实扎根在了我的意识里。与此同时，我还拼命抓住了另一条讯息，那就是「爸爸很爱我」。
与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不同，我的父母对于家庭内部爱的表达格外重视。从记事开始，爸妈两个人就会用语言跟肢体动作不断向我传达爱意，并告诉我，这样的表达是亲情中很重要的事。我虽不常见到爸爸，但每次见面，他都会亲昵地抱抱、亲亲我，用宠溺的语气与我对话。
据母亲讲述，当时，哪怕父亲是在我已熟睡的深夜回家，他也会走进我的房间，默默留给我一个额头上的亲吻。
我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他很爱我。这样的两条信息，已经足够支撑着我，让童年的我坚信，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十四、五岁开始，我对「父亲」这个角色开始产生撕裂感。
那段时间，我从公立中学转入国际学校并开始准备出国，而父亲则出版了《野蛮生长》，这部为他的公共影响力奠定基石的重要作品。与此同时，他忙于开拓纽约中国中心、立体城市等诸多充满想象力与挑战性的项目，同时还牵头着各类社会公益组织。他比原来更忙，出差更加频繁，与家人也更少团聚了。
外部的变化是飞速的。《野蛮生长》的影响力让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而我，则在经历从一个儿童到成年人身份感上的重大转折。当我开始用更为成熟的、青春期少女的眼光审视他时，我发现，父亲外部的成功，那些辉煌的、美丽的、闪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就是他对家庭生活的牺牲。
视自己为被牺牲者的我，陷入到了对父亲的怨气里。为什么他每天都是凌晨才到家，大部分时候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为什么全家人一起吃个饭，时间要一改再改，都只为迁就他的行程？为什么他从不出席我学校的运动会或家长会，唯一一次答应参加，却连我上几年级、在哪个班都一无所知？
16 岁那年，我独自去到英国读高中，自此开始了 8 年多的海外留学生活。这段时间里，对父亲的复杂情绪始终拉扯着我。在我心中，「父亲」分裂成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那个被大众熟知的「冯仑」，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受到社会肯定、公众拥戴的思想者；另一个，则是一个总不在家，并好像对此没有太多愧疚感的「爸爸」。
我发现，与陪伴我的成长相比，他的热情更多投入在社会里，在他的事业中。在他的世界里，对家庭生活的缺失似乎是合理的，社会理想与公共使命一定总会高过家庭。这样的发现，让十几岁的我感到痛苦。
然而，每当面对他时，我的这些复杂情绪却又总能被掩盖下来。原因想来大概有二。
其一是我们见面时间实在太少（每年只有在我的假期、他也刚好有空的时候见上几面，一年不过寥寥几十天），少到都还来不及让正面的矛盾发生；
其二，则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对他依然充满着尊敬跟崇拜。他不是能陪伴在我身边的好爸爸，但他作为一个「人」的优秀品格——他的坚韧、他的幽默、他的勇敢、他的创造力与他的担当等等，时时刻刻都在发着光。
我怨他，但我也敬他、爱他。
有个记忆中的片段最能说明这种矛盾的情感。大学时期的某个暑假深夜，父亲像往常一样忙到夜里 12 点之后才回到家，精神头十足地拉着我聊天。
在形式化地问了我几句学校怎么样、最近上了什么课之类后，他便开始侃侃而谈他最热衷的、发自内心相信的宏大命题——从人生讲到社会，从社会谈到责任，从责任再聊到理想、使命。
他说的都是真理，但当时的我，一个与父亲好久没见的、等他到凌晨的困顿的女儿，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机械地点着头，心中的委屈感越来越重，终于忍不住趁他去洗漱时冲进了卧室，抱着母亲痛哭流涕。「为什么我的爸爸总跟我说他在外面跟别人说的一样的话？」我抹着鼻涕咆哮，「他说的都有道理，但为什么他不能问问我的个人生活，跟我说说只有父亲会跟女儿说的话？」
在这个成长阶段，让我强烈不适的另一点，是父亲的知名度。《野蛮生长》及之后几部书的影响力在发酵，他的言论被更多人熟知、认同甚至推崇。每次回到国内，处在身边人及媒体对他的关注中，作为女儿，我只觉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再只是我的父亲，而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为什么很多人开始以「冯仑的女儿」这个角色来看待我，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这个角色？这些连续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让我充满了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要待在国外，远离认识他的人，想要借着这样的逃避，为自我的迷茫感找到合理解释。
种种对父亲的别扭与委屈，伴随着我从十几岁一直到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我在求学、在成长，在建立自我；他在工作、在创造，在变得更有名气的同时开拓更大的商业版图。我们在相见时总能拥抱跟手拉着手，我们对彼此关切，为彼此的成就与成长骄傲，但两个人之间，也始终有着隔膜。
我深爱着他，也并未对他，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产生过动摇。但在世界观与人生观飞速震荡的那些青春时光里，在将「父亲」从符号转换成「人」的过程中，我感到不安，并开始长大。
2016 年中，我与父亲爆发了记忆里两个人最激烈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让当时的我们疏离，却也为之后我向他的走近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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