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泓筱
孙翊刚教授主编过多个版本的《中国赋税史》,堪称行内的大家。于是笔者在为“中国赋税史”这门课程选择教材时,仰慕孙教授的大名,选择了其主编的最新版本的《中国赋税史》作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这本教材是由中国税务出版社于2007年8月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税收精品教材”,责任编辑朱承斌,责任校对于玲。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许多差错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在课堂上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进行纠正。学期结束后,对其中差错进行了粗略地统计,42.8万字的教材,竟有100多处差错。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很可能还存在没有被发现的差错。
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中的规定:“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和第十七条中的规定:“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该版本的《中国赋税史》显然是一本不合格的图书,中国税务出版社可考虑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再继续发行。
目前的出版物质量不如以前,差错较多,各类教材的质量也不太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由知名教授主编、权威专业出版社出版、号称“普通高等学校税收精品教材”的《中国赋税史》,竟也有如此之多的差错,实在让人无法容忍!
教材质量下降的原因,一方面与大学的评估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出版社的管理体制有关。
大学的评估体制要求大学的教师要多出所谓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的数量容易比较、质量却难以衡量,于是大家都在追求数量。君不见,有些教师、学者一年发表数十篇论文,一年出一本专著,主编或参编数本教材,完成数项课题,如此多的成果,要件件高质量,除非是神仙!
现在的出版社有几家关注社会效益?绝大多数出版社都将经济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甚至是唯一位!出版社将盈利指标分摊到每个编辑的头上,一个编辑出版的书越多,对其工作业绩的评价就越高。编辑忙于拉关系、尽量多地拿到出书合同、尽量高地拿到出版资助费,无心做文字工作。校对的工作量大,难以按工作规程操作;校对的工资微薄,该岗位难以吸引有较高水平的人,校对水平不高,只能校异同不能校是非,难以发现错误。
萝卜快了不洗泥,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作者(著者、主编、参编者)没有时间去字斟句酌,书稿写出来可能自己都没有再看一遍就交稿了,有些错误明显就是在电脑上打字时疏忽大意造成的,如果自己看过一遍,这些错误就会得到改正;教材的主审(多是某一学校的教授)可能要忙于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难于静下心来仔细读一遍教材;编辑不做文字工作,可能书稿都不读一遍;现在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又往往是电子稿,即使有纸质稿,由于两者是出于同一母本,错误是相同的。校对工作量大、水平不高,难以发现错误、纠正错误。虽然经过出版的所有环节,但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人都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好质量关,不合格的教材于是不断出笼。
教材是传授知识的工具,理应是图书中的典范。然编校质量如此低劣,实在是误人子弟。呼吁出版管理部门加大对图书出版的质量检查力度,对出版不合格图书的出版社从重处罚!也希望各家出版社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放在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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