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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核算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忽视和掩盖的生产目标和资源、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两对矛盾。前者关系到成本问题，资源的稀缺性是考虑经济问题面临的基本假设，不计成本地安排生产活动注定不能达成所有经济目标，还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况且生产过程根本上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结合改造自然的过程，对自然资源和人本身的滥用有违生产活动的初衷。后者涉及供需关系，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必须对他人有用，他的私人劳动才会被社会承认从而转化为社会劳动，在商品经济中这样的转化是通过商品交换完成的。但在马克思的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的劳动”[4]，这样的构想反映了经典理论对劳动仍然作为劳动者谋生手段的发展阶段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的认识不够深刻，导致了大量不合规格、不被需要的劳动，同样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处理好这两对矛盾关系，是解决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关键，这对整个社会的信息技术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0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可能。在现有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我们有能力驳斥市场至上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不可能的诊断，并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去，结合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留下的经验教训，以满足需求和资源合理配置为出发点，总结出一套可行可靠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方法。
进行理性的经济核算，必然要用单一、可分辨的会计单位计量数以千万计的实物产品[5]。而在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很少使用到这种客观单位进行经济核算，虽然允许货币流通，但用货币表现的有限消费品价格受到人为干预，使得商品的相对价格系统与相应的生产价格不同，人们无法选择经济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具有内生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倾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中也缺乏经典理论和精确数学方法的指导，计划者们只能从中间产品的粗略目标出发制定计划，这被证明既是无经济效率的，又是脱离实际需要的。作为对这种传统核算方法的替代，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通过运用投入产出法能计算出单位产品中所含的劳动量，从而把劳动时间作为经济核算的基础，通过对消费品市场的精确监控和价格信息的变动来不断修改初始计划，进而增强生产计划的准确度和及时性，更好地提升经济效率和满足消费需求，这将被证明既是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心信条，又是在实践上可靠并可行的。
1.1劳动时间核算的经济合理性
由于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只存在消费品市场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市场，僵化的计划机制又使得各部门生产比例长期固定，产品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变动不能完全解决供需问题，当局常常需要依靠配给和补贴等强制手段达到出清[6]。这样的情况下采取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核算方式不仅不能发挥价格机制的信号作用，反而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这在苏联、波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已经得到了验证[7]。用货币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基础，被证明既不符合经典理论的理论基础，又是无效率的。
按劳动时间进行经济核算的主张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按劳动时间比例安排生产和分配是被反复强调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对劳动时间的按比例分配是不同社会形态都必须进行的经济核算，在讨论了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鲁滨逊式”的计算问题后，马克思又设想了社会主义阶段劳动时间计算的情景：“在社会的公有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凭证 , 以此从社会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8]劳动者按贡献的劳动量获得报酬，不仅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原则、鼓励劳动，还为计划机构提供了客观核算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目标以及方法所耗去的劳动量，如何进行资源配置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实行劳动时间核算，运行劳动券制度，必须注意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在历史上，用忽视这种矛盾的“劳动货币”替代现实货币的做法已有前车之鉴，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并且认为在商品经济消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将不复存在。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免太过乐观，至少在人类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两者之间的转化依然“惊心动魄”。认为在计划体制下矛盾会自然消失实质上是用私人劳动冒充社会劳动的“社会魔术”[9]，这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中确确实实地导致了一系列经济问题。
因此，对劳动券本身应该附加更加规定，使其成为真正可行的计酬工具。首先，劳动券所载明的不是劳动者的自然劳动量，而是根据其产品所蕴含的社会劳动来记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人劳动生产率与部门平均水平之间的差额应由劳动者承担，这一机制既刺激着生产者提高劳动生产率，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核算平衡。其次，这种劳动券只是对劳动者提供特定劳动的一种证明，用于劳动者满足自身消费需要，只能兑换消费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再次，劳动券所载明的劳动时间不完全是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中所蕴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各项必要扣除（如计划机构、学校、国防的开支、公共设施的维护开支、生产资料的折旧等等）之后的数字，劳动者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所需消费品占当期劳动时间的比例，而把剩余的作为储蓄（利息率为经济体增长率），这是社会投资的重要来源。最后，这种劳动券本身不具有储蓄功能，如果劳动者不在当期兑换消费品，劳动券就会失效，这是由大多数消费品自身的保质期决定的。而劳动者所提供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劳动性质是由计划的高度精确性来保障的，只有满足需求的产品才能被列入生产计划，只有私人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符合订单标准时才被计入社会劳动，只有进行计划要求的劳动时才能获得相应的劳动券。
1.2产品劳动量的计算
用劳动时间计算经济活动的成本，需要计算出经济活动所需的每种产品、每种劳务所包含的劳动量，这包括生产活动所需的直接劳动和生产工具折旧、消耗的原料中所含的间接劳动，即每一种产品或劳务中包含的劳动量都由另外几种产品或劳务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投入产出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下面是一个包含三种产品的简单投入产出表。
表1 包含三种产品的投入产出表
部门 | 投入 | 总产出 | ||
劳动时间 | 钢铁 | 煤炭 | ||
面粉生产 | 600 | 40 | 50 | 1000 |
钢铁生产 | 400 | 40 | 100 | 200 |
煤炭生产 | 1300 | 20 | 50 | 400 |
合计 | 2300 | 100 | 200 |
|
净产出 | ||||
面粉 | 1000 | |||
钢铁 | 100 | |||
煤炭 | 200 | |||
观察表格，可以发现面粉生产需要600单位的劳动时间投入、40单位的钢铁投入、50单位的煤炭投入，并产出了1000单位的面粉。即1000单位面粉中包含的劳动量等于600单位的直接劳动，加上40单位钢铁和50单位煤炭中蕴含的间接劳动。依此类推，设单位面粉、钢铁、煤炭中蕴含的劳动量分别为x,y,z，则可根据表中数据关系得到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600+40y+50z=1000x
400+40y+100z=200y
1300+20y+50z=400z
解得x=1 y=5 z=4，即单位面粉中包含1单位劳动时间，单位钢铁中包含5单位劳动时间，单位煤炭中包含4单位劳动时间。确定了每种产品单位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就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核算。
相对于产品种类较少的投入产出表，为现实经济中的所有产品计算所含劳动时间会更加困难，但基本的求解方法是一样的，对于n种产品，我们能得到n个等式和n个未知数的近似于里昂惕夫矩阵的计算任务，Li表示示第i个行业中使用的直接劳动量。Iij是第i个行业使用的第j个行业的产出品的量，Vi表示第i行业产品的单位劳动量；而Qi表示第i行业的总产出。
L1+I11V1+I12V2+I13V3+...+I1nVn=Q1V1
L2+I21V1+ I22V2+ I23V3+...+I2nVn=Q2V2
...
Ln+In1V1 +In2V2 +In3V3 +...+InnVn=QnVn
解决这些方程一般需要用到高斯消元法。当代经济有着上千万种（107）不同的产出类型，但每种产出至多只需要几千种不同的投入，许多生产部门之间完全没有联系，这意味着社会总投入产出表中大半是空白的，假定每种产出都需要一千种投入，将高斯消元法应用到投入产出表格里求解，最简情况下（将同一部门、相似部门的方程分组化简时取得）将大约需要n2(103-1)=1017次迭代，假定每次迭代需要10次原始的计算机指令。截至目前（2019年7月），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最快已达十亿亿次每秒，则最简情况下完成这样的计算任务只需要10秒。除此以外，还存在针对空旷矩阵更有效率的高斯赛德尔法和雅可比迭代法，能将计算时序降至n2r乃至nmr的水平[10]（r为产生满意的近似结果的迭代次数，m为投入种类的平均数），同样能在数十秒内完成计算。或是采用逐次近似计算法，在计算过程中忽略生产过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费的劳动之外的所有投入，得到第一个每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近似估计值，在第一阶段中计算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添加了非劳动性投入，再得到第二个估计值。重复应用这种处理过程，将得到所需精确度的答案。这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与每件产品投入时间的平均值的数量成比例，能在250秒左右完成计算任务。总之目前的技术手段能在信息充足的基础上足够迅速地计算出单位产品的劳动量，以满足现实经济的动态需要。
2经济核算所需信息与消费品市场
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们另一个攻击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落后的信息收集和信息传递机制，他们认为在缺乏市场价格作为信息传递手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信息传递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十分高昂。相反，价格传导机制不仅反应灵活，还能以极低的成本传递经济决策所需的大部分信息，而现实中的经济知识的分散性、排他性、非科学性、私人化的创造机制以及不能言说的隐含知识的存在都使得计划机构的信息收集工作变得不可能完成，更谈不上完善的经济核算[13]。历史中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众所周知，市场价格并非尽善尽美的信息传递机制，信息收集困难也并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货币价格本身只是一串数字，这种对经济信息的量化表示明显是极不全面的。如果由于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目前的价格相对便宜，对它的使用就毫不节制，这对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14]。而在实际的市场交易中，由于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价格变动的滞后性，货币价格还可能传递错误的信息，出现劣品驱逐良品、买涨不买跌的怪现象。市场至上主义者一方面论证信息的主观性，一方面又认为价格能以极简洁的形式传递这种无法言明的、隐含的、支离破碎的主观信息，而且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信息使用者无需花费太多时间甄别、分析，就能获得经济活动所需的足够信息。这样的观点最终导致了一种认为没有“企业家才能”便无法进行经济核算的“企业家神秘主义”[15]。这显然是缺乏经济常识和生活经验的偏见。随着信息交换手段的不断进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信息传递问题能被很好地解决。处在信息网络中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有义务上传自身相关的经济信息，这不仅包括生产和消费中的成本信息，还包括诸如经济活动外部性以及个人特殊情况等无法被单纯的量化指标所表现的信息。迅速、真实、充分的经济信息将通过互联网传递到信息使用者的计算机终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不及时、不真实的风险。摒弃了个体利益因素的制约后，信息的创造与传递将更加迅速，更加利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对个体的激励将更多地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评价的认可，而非单纯的物质回报。
消费品市场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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