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他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个总的看法,但是在资本论的写作中是否始终如一的贯彻到底却是一个可疑的事情。
当马克思提到资本的丧钟就要敲响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此前马克思精心剖析了资本运动的逻辑,但是马克思却缺乏对生产力条件的分析,直接用生产关系的运动替代了生产力的说明。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马克思没有把他声称的生产力决定论贯彻始终。以至于后来列宁认为第二国际在玩弄“庸俗的生产力论”。
列宁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把生产力提升到社会主义的水平呢?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生产力在什么条件下能得到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国又被发展成:为什么不能先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再发展生产力呢?这已经完全颠覆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的结论。
至此,人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是什么?这就又回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的问题上了。
亚当斯密的回答是:生产力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取决于市场,市场容量取决于运输条件。1928年,阿林·杨格(Allyn Young)(美国经济学家)重新发掘了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杨格对斯密定理做了重要发展,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经济学家杨小凯进一步拓展了他们的分工理论,仔细研究了分工发展的条件,就是交易效率问题。他在1988年和1991年的论文和专著中多次提出并应用了这一概念。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都重视运输成本的作用,但存在重大差别。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运输技术、运输设备、基础设施对运输成本的重要作用;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强调上述作用,更强调政治制度、法律规则及其对整个经济体交易效率、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到交易效率,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交易效率能避免交易成本不考虑运输成本的缺陷,以及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面临的难题。同时,它克服了交易成本在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吋难以量化、难以操作的问题,为交易成本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赋予了新的意义。
交易效率既可以从宏观制度层面分析,也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从交易效率这个概念出发,苏式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就是国家垄断交易,直接确认分工收益,采取官僚偏好,优先满足官僚收益的方式,虽然在后期甚至普遍采取所谓数理经济学的方式,但是由于完全切断了分工者之间的价格博弈和信息联系,导致分工效率不断下滑,分工者不是在分工中内在努力,而是想尽办法逃避劳动,降低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对抗官僚的分工收益的偏好。
由于马克思不能始终如一的贯彻生产力决定论,也无法说明生产关系在何种情况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现实中那些具有乌托邦偏好的人们恨不能一步到位。更为荒唐的是在反思问题的时候,却埋怨读者误读了马克思主义,说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对,而是我们没有理解他。好吧。那么,就请诸位慢慢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