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osn 发表于 2019-11-28 08:32 
在红色国家做到“不要告密”有多难
不少学校更从学生中招聘“信息员”，用来监控妖言惑众的教师和图谋不轨的同学，将“告密”制度化。告密文化沉渣泛起，引起有识之士深切忧虑，某副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就告诫：守住底线，不要告密.
某大学07数学2班搞出个“小天使计划”，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每名同学也被老师指定有自己的监视对象——“小天使计划”？分明应该读作“小魔鬼计划”才对，这是对丑陋“告密”行为的制度化升级！教师失其所是，校园里没有老师，只有被监视的和被程序化了的园丁。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还是精神传承，而且，精神传承要比知识传授更为重要。就此而言，师生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以道义合，与利无涉，事关文明薪火传承，意义不可谓不大。
因此，这种建立在精神层面的师生间的神圣性联系不容玷污，它与血缘的亲子关系在人类延续的过程中同样重要，需要倍加珍惜与护守，切不可鼓励学生举报老师破坏师生关系结构，毁伤师道。
而且，意图借助学生的力量监视老师，最为恶劣与可怕的是许学生以重利，诱使其监听、记录、汇报老师之言行，弃义逐利，毫无敬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性，也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底线。
为师道尊严计，为学生成长计，为国族未来计，为文明存续计，切勿再鼓励学生做“信息员”举报老师。不管怎么讲，这种做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以史为鉴：苏联的告密文化
从1937年苏共中央下发《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文件并掀起“向党献忠心”、“ 向专政机关靠拢”的“告密、揭发”浪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大力表彰“大义灭亲”的举报“英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时之间举报信满天飞，人人都像是裸体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透明人”。
由于住房简陋拥挤以及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的相互告发比例非常高，剧变后据统计很多检举信都产生于公共住宅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所著的《二手时间》中，有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越是亲密的人、身边的人越不可信，举报信一般都发生在“熟人和亲属圈子内”。
有一个叫沃尔克娃女人的“告密信”致使26个人被逮捕，她告密的范围包括邻居、同事、女儿、朋友、亲属，几乎所有与她有交往的人都在举报之列。据说这还不算最多的。90年代一度任何人可以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人跑到档案馆里去撕毁、涂改、抽取“检举信”的事件。有材料说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检举揭发的壮举”。
一位叫叶莲娜的工作人员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位女邻居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夜晚“黑乌鸦”（对秘密警察的称谓）来了，把其中一位有小女儿的人抓走了，在她被带走之前，她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不回来，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那个女孩，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共有房屋也转到了她的名下。
17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感激地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并不幸福的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她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闺蜜，就是她告的密。那个女人无法接受，回到家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
一位被检举人的女儿就去质问她的亲属，“奥利雅阿姨，你为什么那样做？”对方回答道：“在斯大林时代，你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为了生存就要把旁边的人挤下去”。“为了不被出卖而出卖”，“因为你不检举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所揭发”。有些人似乎仍然在为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不齿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在那个时期，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的区党委的人也相互猜疑。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女清洁工就是秘密警察发展的线人”。
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他与赖莎交换看法从来不在室内进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的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动作。要是有认真的谈话，就得请客人请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
告密文化沉渣泛起，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最近某副校长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就对“守住底线”做出了颇为抢人眼球的定义：不要告密。但是，学生们能听得进去吗？在党亲自部署、动员之下，在价值观念严重扭曲的社会压力之下，在就范则一顺百顺、抗命则“未敢翻身已碰头”的众多明规则、潜规则之下，坚持“不要告密”，难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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