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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战中改革开放
1.本文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功之道（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分析了深化开放市场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提出了如何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
2.在过去40年，中国充分利用了政府之手及WTO规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找到了舒服的玩法：利用货币、财政、汇率、人口、金融、产业、资本管制、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银行等政策，制造了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创造了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增长，积累了“三大压舱石”——高外汇、高储蓄以及高国储。
3.所谓米德冲突，即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维持国内外市场均衡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很重要目标。在固定汇率和开放经济体中，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货币政策往往陷入两难，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均衡。
4.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高储蓄、高外储、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可能松动，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都受到掣肘。原有的增长方式以及政策性经济，可能遭遇国际通行理念、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市场规律的冲击。
5.第一、中国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参与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设。我们需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可有进有退，关键在与美方博弈的过程中重新拟定贸易规则，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而不计较眼前一城一池之得失。
第二、中美贸易战、国际新秩序重构以及国内经济下行之际，全面深化国内改革开放。其中，汇率制度、资本制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改革尤为关键。
第三，制定“经济宪法”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随意性，防止宏观调控扩大化，防止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经济宪法”遵循自由秩序、价格机制及货币政策优先的原则，即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自由竞争，尤其是价格机制的发挥；货币政策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而不是宏观经济总体目标或其他目标。
第四，深入研究国际市场规律，根据国际市场规律逐步调整经济政策。关注发展道路与国际规则的冲突，关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米德冲突”，关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周期性冲突；采用要素全球化思维方式，了解、熟悉、参与、融入全球化新秩序；按照全球化新秩序及国际市场规律，调整现行的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产业等政策及法律；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生存方式及增长模式，促进国内经济在全球化市场中转型升级，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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