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反对资本主义的非经济理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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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反对资本主义的非经济理由（下）

本文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4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4、对自由的“资产阶级偏见”

西方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懈地为自由而奋斗的历史。

劳动分工体系下的合作，是人类在为生存和尽可能地改善实现其幸福的物质条件的努力取得成功的首要的、唯一的力量。然而，由于人的天性，如果没有种种规范来阻止那些不守秩序之人作出与共同体生活不相容的事，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为确保和平的合作得以进行，我们就必须时刻准备动用暴力制服那些扰乱和平之人。如果没有某种实施强制或镇制的社会机构，也即如果没有国家或政府，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由此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必须约束那些掌管政府活动的人士，否则，他们会滥用自己的权力，把他人都变成他们的奴隶。所有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唯一目标，就是约束武装的和平保卫者、地方官员和治安官。政治上的个人自由概念就是指：免于政治权力之专断行为的自由。

自由的理念是、并且一直是西方所特有的。东西方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东方人从来没有想过自由的理念。古代希腊不朽的荣耀就在于，他们第一个真正领会了确保自由的诸制度之含义的重要意义。近来的历史学研究将以前归功于希腊人的某些科学成就追溯到东方人那里。但恐怕没有会否认，自由的理念发源于古代希腊诸城邦。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将这一理念传给罗马人，后来则传给现代欧洲和美国。自由已经成为西方人建立美好社会之所有方案中最根本的考虑。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空前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它所形成的自由放任哲学。

一切现代政治和司法制度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政府之侵害。代议制政府和法律之治，法院和法庭独立、不受行政机构之干涉，人身保护令，司法审查和行政赔偿，言论和新闻自由，国家与教会分离，所有诸如此类的制度，都只有一个目标：约束掌权者的自由裁量权，使个人不受其专断行为之侵害。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消灭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一切残迹。它取缔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已经把刑罚减少到打击犯罪分子所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它已经消灭了酷刑拷打及种种对付嫌疑人和违法犯罪分子的令人恶心的方法。它消灭了一切特权，实现了所有人在法律之下的平等。它把暴君治下的臣民，变成了自由的公民。

物质方面的进步，正是政府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所结出的成果。由于一切特权都被取消，每个人都获得了可以挑战他人之既得利益的权利，因而头脑灵活的人就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发新的产业，从而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享受到更满意的物质生活条件。人口数量尽管已经增加了几倍，但这么多人口仍然可以享受到比其祖先好得多的生活。

在西方国家，也一直有人在鼓吹暴政，一极是独裁的君主或贵族的绝对专制统治，一极则是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都臣服于他们。不过，到了启蒙运动时代，这种声音越来越微弱了。自由的理想获得了胜利。在19世纪上半叶，自由原则高歌猛进，似乎所向披靡。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深信，建立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乃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奴性的鼓吹者的阴谋诡计决不可能阻挡自由主义的潮流。

在研究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时候，有一种倾向，人们常常忽视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维护自由理念所发挥重要力量，也即古希腊文献在精英教育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在古希腊学者中，也有人鼓吹全能政府，比如柏拉图。不过，古希腊思想中基本的信条仍然是追求自由。用现代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希腊城邦都可以称为寡头政治。希腊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赞美自由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善，是仅供少数人享有的特权。由于不给予外侨和奴隶以自由，他们所鼓吹的实际上是寡头等级专制统治。然而，把他们对自由的赞美都斥之为虚伪，则大错特错。他们颂扬和追求自由时之真诚，一点都不逊于两千年后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那些奴隶主们。正是从古希腊的政治文献中，才衍生出了后世的“弑君正当论”（Monarchomachs）理念，辉格党人的哲学，阿尔图休斯（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德国政治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他的《政治论》[Politica，1604年]是全面探讨联邦共和主义的著作——译者注)、格老修斯和约翰·洛克的学说，现代宪法、权利法案之制订者们的思想；正是古典研究和自由主义教育所传播的基本观念，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波旁王朝时代的法国及在一大串小君主统治下的意大利，唤醒了自由的精神。再也没有任何人比俾斯麦——Z在19世纪的政治家中他反对自由之坚决仅次于梅特涅——更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在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下的普鲁士，以古希腊、罗马文献教育青年的高级中学，也是共和主义的大本营。激烈地要求从自由主义教育课程中取消古典学习，因而等于事实上摧毁自由主义教育，是奴性思想复辟的一个重要表现。

几百年前，确实只有少数人预料到了，反自由主义理念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具有了压倒一切势头。自由的理想已经深深地扎下了跟，因而，人人都以为，任何反动运动都不可能成功地摧毁它。明目张胆地攻击自由，真心诚意地鼓吹回到臣服和束缚状态，确实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但反自由主义却打着超级自由主义、使自由和解放理念圆满实现的旗号，从而攫住了人们的心灵，而隐藏在它的背后的，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

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所追求的目标乃是最彻底地取缔个人自由，建立全权政府。不过，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却深信，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斗争。他们自称左翼人士和民主人士，今天，他们甚至觉得，只有自己才配称为“自由主义者”。

我们已经研究了使这些知识分子及追随他们的大众的丧失判断能力的心理因素。在潜意识中，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自己雄心勃勃所要追求的遥远的目标，乃是缘于他们自身的缺陷。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既不是很聪明，又不是很勤奋。但他们急于对自己和他人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感，所以到处寻找替罪羊。他们自我安慰，并想说服别人相信，他们之所以失败，并不是由于自己能力不济，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公正。他们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自我实现。“在自由放任社会中，只有那些有钱或有购买机会的人，才拥有自由。”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实现“社会公正”——他们真正的意思不过是，“按其需要”满足那些遭受挫折的庸人。

一旦社会问题仅仅是辩论赛上的论题，那么，那些缺乏明晰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人士就会陷入下面的错觉而难以自拔：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保持自由。自从苏联的经验向所有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之后，人们就不大容易再这么自欺欺人了。今天，社会主义的辩护士们如果想让人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跟自由是一回事，就不得不混淆事实，歪曲这些概念约定俗成的含义。

晚年的拉斯基教授——他一生都是英国工党重要成员和主席，自认为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反共人士——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苏联，共产党员享有充分的自由；毫无疑问，他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他是不可能享有自由的。”事实真相则是：俄国人自由地遵守着他的上司发布的所有命令。但只要他偏离当局所规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一分一毫，他就会遭到无情的清洗。所有遭“清洗”的政治家、官员、作家、音乐家其实都不是——确确实实地——反共分子。相反，他们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忠心耿耿的党员。最高当局正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对苏维埃信条的忠诚，所以才把他们提升到很高的位置。他们所犯的唯一罪过就是他们没有能够很快地调整自己的观念、政策、书籍或音乐创作，以适应斯大林的想法和趣味的最新变化。如果我们赋予自由一词的含义不是跟所有人通常使用的那种含义恰成相反，那么，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人享有“充分的自由”。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当然没有自由。它采用了苏维埃臭名昭著的“一党制原则”，并因此而压制一切不同观点。不过，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分子在应用这一原则时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位前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安东尼奥·格拉齐亚代（Antonio Graziadei）一直生活在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至死都依然忠诚于其共产主义信念。他是退休教授，因而仍然有资格领取政府的养老金，他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发表著述，意大利最著名的出版社可以出版他撰写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再没有自由，也比拉斯基教授所说的“毫无疑问”享有“充分的自由”的俄国共产党人好一些。

拉斯基教授令人欣慰地重复了一些老生常谈，比如，在实践中自由总是意味着法律之中的自由。不过，他又接着说，法律总是旨在“给予那些掌握着国家机器的人所满意的生活方式以保障。”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法律旨在挫败企图发动内战、以暴力颠覆政府的阴谋以保护社会，那也算对自由国家法律的一种正确描述。然而，拉斯基教授又犯了个严重的表述错误，他画蛇添足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以激进的手段改变富人的财产权的努力，立刻会使整个自由体制陷入危险境地”。

举个例子，看看拉斯基教授及其所有朋友的大偶像马克思。1848年和1849年，马克思先在普鲁士、后也在德国其他州积极地参与革命的组织和革命活动，他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和女仆一起被驱逐，先到巴黎，后来到了伦敦。后来，恢复了和平，在那场夭折的革命中进行煽动的人士都被赦免，马克思可以自由地到德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他也经常利用这种机会。他不再被流放了，不过，他自己选择在伦敦安家。他于1864年创建国际劳动者协会（第一国际），一个专门为发动世界大革命作准备的组织，当时，并没有人妨碍他。当他代表这个组织访问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时候，也没有人阻拦他。他可以自由地写作，发表著作和文章，用拉斯基教授的话说，这些著述当然都是要“用激进的方式改变富人的财产权”。他于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寓所，梅特兰公园路41号，溘然长逝。

再举英国工党为例。拉斯基教授自己当然很清楚，这个党是要“以激进的方式改变富人的财产权”，但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与自由原则不相容的行为之阻挠。

马克思、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至少可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生活、写作和鼓动革命，工党至少可以在维多利亚之后的时代从事种种政党活动。而在苏联，一丁点反对态度都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区别所在。

5、自由与西方文明

那些批评自由的法律和宪政概念的人士，那些批评用以实现这些概念的制度的人士说，仅仅免受官员之专断行为侵害本身，是不足以使一个人获得自由的，这种说法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他们强调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却并不是为了拓展自由的范围。捍卫自由的人士从来没有说过，个人欲获得自由，只要约束官员之专断行为就足够了。市场的运转才能使个人获得与社会生活相和谐之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宪法和权利法案并不能创造自由。他们仅仅是为了保护竞争性经济体系赋予个人的免受警察权力之侵害的自由。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有机会去追求他们希望在社会的劳动分工结构中所获得的位置。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计划服务于他人的职业。而在计划经济中，他们却没有这种权利。在这里，权力当局决定每个人的职业。上级可以把一个人提升到较好的位置，也可以不准他升迁。个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些掌权者的好心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挑战任何他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他觉得他有能力比他人以更好或更廉价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他就可以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效率。缺少资金并不能挫伤他的计划。因为资本家总是在寻找能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资金的人。因而，一个人做生意的最后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那些只会购买他们最喜欢的商品的消费者的行为。

工人也不用看雇主的脸色。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能雇到最适合相应工作岗位的工人，支付他们足够高的工资以阻止他们跳槽，就必然遭到惩罚：净收入减少。雇主并不是在照顾雇员。他雇佣他们，仅仅是把他们看成是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手段，就跟他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一样。工人也可以自由地寻找最适合他的工作岗位。

在市场经济中，决定每个人的位置和收入的社会选择过程在持续不断地展开着。大财主的财富会缩水，最终可能一文不名，而出生在贫困家庭中的人则可以爬到更显眼的位置，获得可观的收入。如果不存在特权，政府不出面保护受到新进入者之更高效率威胁的既得利益者，那么，那些过去积累了财富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财富，就不得不每天都跟他人进行竞争。

在劳动分工的社会合作框架中，每个人的财富都取决于消费大众对他的服务的认可，而他本人也是该消费大众中的一员。每个决定购买某一东西或不购买该商品的人，都是最高法庭的法官，他决定着所有人——因而也包括他自己——在社会中的特定位置。每个人都在决定具体某个人应该获得更高收入、某个人只能得到较低收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某种奉献，由此而得到他人给予的报酬，即获得较高的收入。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就意味着：他对他人的决定之依赖，一点也不比他人对他的依赖更大。除此之外，在劳动分工体系下的生产活动中，在人人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不可能设想存在任何别种自由。

我们之所以支持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根本的论据并不在于社会必然会消灭一切自由，将所有人变为当权者的奴隶，这一点应该不需要在此特意强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才不把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体系看待。它只能瓦解社会合作体系，带来贫穷和混乱。

在研究自由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必涉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针锋相对的那些重大经济问题。我们宁愿指出，归根到底，西方人不同于亚洲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适应在自由中生活，他们也确实是在自由的生活中长大成人的。中国、日本、印度和近东的伊斯兰国家在其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然不能将他们斥为野蛮人。这些已经生活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民族，在手工业、在建筑、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及教育制度方面，都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他们创建并管理过强大的帝国。但后来，他们的努力受到抑制，他们的文化变得麻木、迟钝，他们丧失了成功地应付经济难题的能力。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天才零落了。他们的艺术家和作家顽固地坚持着传统样式。他们的神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沉溺于千篇一律地注解经典。他们的祖先所兴建的丰碑倾塌了。他们的帝国分崩离析了。他们的民众丧失了活力和精力，面对日益严重的衰落和贫穷而无动于衷。

东方国家的古代哲学和诗歌经典完全可以跟西方最宝贵的著述媲美。然而，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东方已经没有再出现过任何有重要价值的作品了。现代的思想和文学史中，恐怕不会出现东方作家的名字。东方没有再为整个人类的思想贡献任何东西。在西方惹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和争论，东方人懵然不知。在欧洲，到处是喧闹骚动；而在东方，只有停滞、慵懒和冷漠。

原因显而易见。东方缺乏最基本的东西，正是不受国家侵害之自由的理念。东方从来没有高举过自由的大旗，也从来没有努力强调过与统治者的权力相抗衡之个人的权利。它对专制君主的专断权力从来没有提出过质疑。因而，它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保护公民财富不受暴君没收之威胁的法律框架。相反，由于受富人的财富乃是穷人贫穷的根源的观念之误导，所有的人都支持统治者没受成功商人财富的行径。于是，大规模资本积累的过程受到妨害，国民当然就错失了任何改善物质状况的可能，因为这需要大量资本投资。“资产阶级”无法发展，因而也就没有人来鼓励和资助作家、艺术家和创新者。对所有人的下一代来说，个人出人头地的道路只有一条，其余都走不通。他们只有竭尽全力讨好君主才能有所上进。西方社会则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每个人都可以争夺最高奖赏。东方社会则是臣民的聚集，他们完全依赖君主的宽宏恩赐。敏捷的西方青年人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竞技场，他可以在里面赢取名声、地位、荣誉和财富；任何东西似乎都不足以挫败他的雄心。东方人驯服的后代则只知道沿着生活的老路往下走。西方人高贵的自信心态，可以在赞美酒神的合唱诗之类的欢欣鼓舞的表现形式中看到，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赞美人及其充满活力的努力的合唱，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在东方，从来听不到这种东西。

白人文明创建者的后裔有没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自由，而自愿屈从于全权政府的统治？如果有一种体制，在其中，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充当一台机器中的齿轮，听任一位拥有无限权力的计划制订者操纵，在这样的体制中，他们是否也会心满意足？被抑制的文明的精神状态是否会吞没成千上万人牺牲生命才获得胜的理想？

Ruere in servitium，他们自己沉沦为奴隶，塔西陀说到提比略(Tiberius，42BC-37AD，古罗马皇帝，在位时作风暴虐，后被刺杀——译者注)时代的罗马人时，下过如是痛心的断语。

（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4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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