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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导读】近日，中印领导人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中国与印度同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都日益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如果从印度的视角来反观中国，会有怎样的认识？本文是彼时曹锦清先生从印度归来后分享的观感，他发现，与中国人长期以欧美为尺度不同，近十多年来印度人或明或暗地以中国为标准，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观照其现实的尺度。印度学者以中国为背景，认为中印两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主要源自于两国不同的土地制度。中国自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并用革命、阶级的叙事摆脱了传统的羁绊，减少了现代化的发展阻碍。而在印度，与种姓结构、村落制度纠缠在一起的土地制度，使得它的现代化道路极为曲折。中印两国土地制度以及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的比较，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二战以后的独立国家一般来讲都把两眼放在西方，放在美国，就像全国各个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样。比较缺少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看、相互学习。但是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崛起，相互看的要求开始在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如果要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当然是一个视角，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则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问题更同。这次去印度中南部的海德拉巴，我有几点观感，向诸位汇报。
▍谁为尺度：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取向
第一个，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的中国背景，是在最近几年来或者十来年形成的。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的背后，是以中国为尺度，以中国为模范，用中国的发展经验（成功的经验）来说印度的事。
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现在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一种尺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以中国为中心，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以中国为尺度一直是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尺度。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虽然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是却以西方作为尺度。
最近二十几年来的变动是，自由主义的尺度要在中国争夺它的普世话语权作为唯一的尺度。中国近七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国的学者一般关注中国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负面信息。学者关注一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从关注问题出发那是常态；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整个的实践，那就过于偏颇了。
当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设定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们没有的优点也作为优点的可能，就是说他们讲中国如何好的时候，其实把中国浪漫化了。反过来讲，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那些标准不存在西方的现实里面，而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面。
▍土地改革：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
第二个感受，印度学者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他们集中关注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建国后， 中国 1950 年开始进行土改，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紧接着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为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和印度比较，印度传统的延绵性，令印度学者感到惊讶，那么顽强。
印度的左翼，就是印共，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毛派，一派是马列，就是苏联那一派。苏联这一派后来在印度成为合法的政党，因为它放弃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土地作为土地改革，是合法性的，有几个邦还长期执掌政权。毛派的一些在东部的山岭，退守到丛林里面，顽强地坚持土改。他们是属于印度要剿灭的。
印度海德拉巴的派别继承了毛，他们更强调土改的问题，就是印度没有实行土改。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内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
印度采取限田制，他们的判断是失败了， 个别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没 有农业产出的那些地分掉了，但是农民得到的土地， 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所以土地制度没有得到改革。
历史上中国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复传统的井田制——土地国有、农民均分的土地制度不可能了， 所以采取限田制。唐以后，限田制不断地出 现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议论当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于是采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实质。
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而印度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在中国的反封建主叙事当中，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认为富农的土地就是富农经营的或采用雇工经营的，属于资产阶级而且予以保护。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
印度左翼的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没有被推行，所以他们把英国人请走以后，原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建国以后，领导力量转变，整个的阶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但这种变化在印度没有发生，它保留了整个传统。
在印度的叙事里面，1947 年的印度解放就是独立。之前印度有一个激进的叙事，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种姓结构，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来推翻上层、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没有实现。
印度学者一直认为，印度海德拉巴所出的问题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有关，并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印度没有土改，它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
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新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可以对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我们原来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自由派的叙事，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尤其是自由派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传统割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废除了阶级斗争，也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 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但是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仍相当重要。
▍社会结构：种姓制度是印度工业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三千年来强大的种姓制度。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宋以后，士农工商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是想对抗种姓制度，所以倡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 10世纪以后就全面地退出印度？
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唱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几百年以后，他们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但是十、十一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当然，伊斯兰教后来以大规模的入侵传播到印度去。
宋代，中国已经出现 了上下流动，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 和均役的单位。民谣“千年田，八百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 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流动的发生，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
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 《婚姻法》，第二部是 《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是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与印度反差很大。
印度的种姓结构确实强大，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得很强大。在印度教里面，婆罗门是宗教第一，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刹帝利属于第二，第三是商。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的，比如说焚化尸体、 宰牛做皮革的手工业的极大部分都认为不是低种姓， 而主要是由士下面的第五种姓就是贱民来承担。它的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印度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
在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而印度不是这样，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 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换言之，就是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
▍农田水利建设：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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