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人均GDP已经超过一千美元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之际,一场学者演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位生于台湾学自美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商业演讲中,批评了中国最知名的民营企业所有者之一的顾雏军。郎指责顾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而顾随即起诉郎诽谤。类似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时常有所闻,但是这一次的激烈程度、牵涉范围和反应强度则超出了大多数人(包括郎咸平本人)的预料之外。
中国是现在全球市场化历程之中最大规模也是最重要的尝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产的重新分配是否能够以公正的方式进行,成为十三亿人口的转轨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公众逐渐发现,一些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探索者,原来他们身上存在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属性的:一方面,他们显然是那一代人中几乎最勇敢、几乎最精明、也遇上了几乎最好的机遇,他们把握住了社会变迁的潮流,提升了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具有难以完全控制的本能,通过对商业游戏规则的熟悉,将原来不属于他们的资产,在灰色地带通过技术手段的转化,成为自己的财富。
这个事件之所以迅速掀起轩然大波,这无疑是某种积累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情绪喷发而成。中国改革前十五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带着玫瑰色的美好梦想,几乎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不合时宜的体制被冲破之后,人们分享到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有失利者,几乎接近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理想状态。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地传播。但当改革在90年代中后期经过冷热变化,进入另一阶段之后,利益的得失变得对立起来。那种皆大欢喜的平衡感被打破了,贫富分化和商业竞争的激烈,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起码的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相当多的人群渴望摆脱不安定感,经济需要在高GDP时代的新秩序和新规则。朝向市场化民营化的产权改革,不再是不需要证明就能获得一边倒的社会认同的金科玉律了。
郎咸平风暴,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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