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10个口罩敢卖850，小豆黄瓜176一公斤！“发国难财”正当吗？资源到底如何配？

(转)武汉朋友刚刚发的，看了感到欣慰：
　　我们武汉对抗病毒肺炎经历了从恐惧混乱无序到政府机器高效运转，尽管疫情越来越严重，但我们武汉人的神经开始放松了，仿佛战战兢兢的潜伏者终于找到了组织。初一起各街道社区派出了大批共产党员为主的志愿者，从此我们所有武汉人就把生命交给了他们。以前发烧你会去一家一家的医院，现在每个人都在微信上安装了“武汉微邻里”小程序，实名登记后程序会通过卫星定位你的家庭地址，然后通过地址锁定你挂靠的社区和志愿者。如果发烧，你通过系统上报病情，系统会立刻提供网络诊断，并卫星定位地址，社区志愿者会安排汽车送你去医院，同时在系统上跟踪病情进展。志愿者还会安排消毒人员上门消毒。我们武汉人终于用上高科技对抗病魔了！
　　日前，解放军已入驻武汉建立了作战指挥部，解放军防化部队开进了武汉城区，解放军陆海空军三大医院和各省市大医院组成的医疗救援队也已抵达武汉，解放军已接管了武汉15家重点医院所有防护用品、医疗器械设备的供应，每天都有几十辆军车驶抵武汉，整个形势已有明显好转。解放军的效率秒杀市政府[哇]
　　武汉市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护士今天交接后已经放假了，回家隔离观察14天，由解放军和各省市驰援的医疗队接盘了，武汉的医生护士挺过来了[加油]
　　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中国万岁！

大疫当前，还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辉文
书生百无一用，火烧眉毛了也只能在家爬格子写文章。向奋战在一线白衣天使的致敬，向无数默默奉献的英雄们致敬。“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祈愿尽快降服疫魔，早日河清海晏、玉宇澄清。

——题记

一，引言

搞经济学的一向不太招人待见，非常时期尤其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先声明一下，本文作者学的是经济学专业，但不敢自称经济学家，更不能代表经济学家群体——也不代表任何其他群体或者单位，只是个人独立发表意见而已。另外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其实大了去了，那个段子——五个经济学家一起讨论问题会产生六种意见（其中两个来自凯恩斯），一点都不夸张。以等下要说的口罩涨价问题为例，经济学家意见就很不一致。

不过经济学家的共识还是有的，至少两点：第一，经济学家基本上都真诚地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虽然双方都可能被对方辩友被批评为漠视民间疾苦，但其实大家对公共利益的关心都可圈可点。我刚把认识的经济学家在脑子里挨个过了一遍。第二，都认为对方辩友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这两点当然都是对的。

题外话说完，说今天的正题：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猖獗，这种特殊时期市场机制还管用吗？兹事体大，不妨找个小切口入手，从大家每天都戴的口罩涨价是不是合理说起。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先介绍一下关于口罩是不是应该涨价这个问题正反双方的基本态势。嫌啰嗦想直接看本文意见的，可以直接跳到第四节。

二，口罩涨价的争论：反方

最近几天，反方——也就是反对口罩价格自由浮动的一方——在舆论上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就先说反方。当然需要说明，反方阵营其实也不是一刀切地反对涨价，只是认为不应该涨太多——一个吸引眼球的说法叫“口罩天价”。反方的理由很清爽，简单归纳一下，大致有三个。

第一个可以叫做道德与常识论。基本意见是“公道自在人心”和“做人要有常识”：非常时期大家都要用口罩，口罩价格上涨是卖家趁人之危，“发国难财”，当然应该反对，这是基本道德和基本常识。当然如刚才所说，反方也认为这个时侯一点不涨也不合适，但涨幅得合理，涨太多就过分了。至于“合理”和“过分”的界限，或者划定界限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个原则上的解决方式是靠社会规范和常识。澎湃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但涨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的坏了”。

围绕这条意见，最近讨论中引用最多的两个代表性文献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桑德斯的《金钱可以买什么》。前一本书主要用于说明经济学家讲道德是有传统的，以及冷冰冰的市场机制需要和良心、道德相互配合。后一本书实际上是和罗尔斯《正义论》渊源甚深，从伦理学角度对现实中的市场现象抨击颇多，被引用的部分通常都是用于说明，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可能带来道德缺失。

这个理由的好处是容易拨动受众的心弦，毕竟大难当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尤其出门买口罩受挫的时候。缺点则是逻辑不够严谨。另外也有论者说，引用者对《道德情操论》的理解和亚当·斯密的本意颇有出入，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关系又过于复杂，逻辑不够谨严。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可以称为市场失灵论。大意是，市场经济平时管用，但现在疫情汹涌，非常时期，也继续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不好了，因此需要政府干预。如果再往下细说，又有这样几个理由：

其一涉及公平问题：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会让穷人得不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关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从来不缺少相关文献。

其二强调外部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肺炎本身就是个有负外部性的传染病，价格机制让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口罩，从而得不到必要的防护，这会加剧疫情扩散。

其三强调现实世界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存在信息不完全和竞争不充分的问题，这和疫情叠加在一起，就更加需要政府出售干预价格。市场失灵是经济学里的老问题，找文献也多如牛毛。

其四则是说口罩的供给和需求在短期内都对价格反应不敏感——需求是“刚需”，供给也难以快速增加，总之是价格协调不了供求关系。这个属于反方里的技术派。

第三个理由可以称为层次论。这和第二个理由有关联，而且更强调技术优势。大概意思是说，正方很多人老是拿初级经济学课本上价格机制受阻引起短缺那段分析出来说事，层次太低，顺带说明了这些人太小儿科，只懂基于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假设下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所谓价格理论，而不懂打破这些假设之后更高级的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等等。由于学习这些理论需要一定的数理基础，门槛比较高，所以即使经济学家内部也很多人望而生畏。这个理由是个双刃剑，赞同的觉得找到了知音，不赞同的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不讲道理和歧视，还有人认为数学多一点少一点和判断力没什么关系。

三，口罩涨价之争：正方

而正方，也就是支持价格自由浮动的这边，主要理由的确在大一的经济学科书都写清楚了。市场经济中价格扮演了两个重要角色：

一是向全社会传递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物品相对价格越高，说明越稀缺；二是提供有效地激励以协调人们的行为——一种物品相对价格上升，一方面刺激供应，另一方面减少购买。所以，当需求猛增时，如果管住价格不让上涨，那实际上是限制价格机制发挥这两个作用，因此短缺必然势不可挡：需求量过大而供给量上不来。

针对反方提出的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的问题，其中一些人进一步强调，作为一种常见的最终产品，口罩的需求弹性实际上是很大的，因为替代无处不在，比如少出门就是对出门带口罩的替代，而需求弹性小本质上无非是很难找到替代品；同时供给端响应价格的速度其实可以很快。

进一步地，有了供不应求，也就是有了短缺，曾经在计划体制下生活过的读者熟悉的各种扭曲就都在意料之中了：商品和服务质量下降，排队，资源误配（等米下锅的人有钱买不到货而另一些需要不迫切的人低价买到过多商品）、搭售（比如口罩便宜卖甚至免费送，但是要收一个比较高的快递费），诸如此类。深一层的思考还包括：谁来确定涨多少合理涨多少就是恶意？比方说，如果认同“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地坏了”，那么在两倍和十倍之间，良心在哪一点或者哪个区间开始变坏呢？最近陕西一个案例为此提供了例证：19元进口罩25元卖出去，被吊销了执照，理由是“哄抬物价”。再比方说，我排了一上午队，我前面的人评价买到了口罩，可是到我就没货了，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在小区群里发个消息，出高价买几个回家给老婆孩子？我是不是该找找看有没有在药店或者相关部门的同学、朋友？熟悉历史和现实的人还可以举出更多生动的例子。

上面这些论证也很好理解，不过容易招来一种批评：这只是经济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水平（这个理由个人认为其实没什么道理），经济学功力不够的人才如此迷信市场的力量——“市场原教旨主义”。可能部分地因为这些批评，正方也有个2.0版本。这个版本引用诺奖得主哈耶克的经典论文，说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利润机制可以更好地利用分散在各人头脑中的“个人知识”或者说“默示知识”，这些知识散落在全社会各个角落，瞬息万变，而又难以编码、难以加总、难以在人们之间传递，从而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中央决策者，而市场经济将决策和行动的权利交给分散的个人，从而有利于这类知识的充分利用，而价格——利润机制可以很好地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分散决策的协调问题。当然另一位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高引对象。弗里德曼辩才无碍、出语幽默，为价格机制辩护不遗余力，名言警句甚多，圈粉无数。不细说了。

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不一定镇得住场子，而且很容易被吐槽说是数学不好的“中国奥派”（哈耶克通常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或者只学过价格理论（弗里德曼写过一本经典教科书《价格理论》和一本很有名的通俗读物《自由选择》），而不懂更复杂的博弈论、合约理论特别是机制设计。

但是正方还可以有3.0版：再请出诺奖得主马斯金和赫维茨这些人加持一把。他们数学用得好，博弈论玩得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研究领域叫“机制设计”，至少听起来和集中控制的中央计划亲缘关系比较近，反方至少在技术上不好意思鄙视，就像反方搬出魏茨曼的那篇《价格与数量》出来，正方也尽量绕着走一样（这篇文章的本意究竟是啥，以后有空慢慢说）。

赫维茨和马斯金的文章技术上门槛高，但有个基本思想很清晰：他们都强调在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市场机制依然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这很重要，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出发得出价格机制有效性的结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被认为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理由——反方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来批评的，而赫维茨和马斯金他们的工作说的则是信息不完全是现实中的常态，而恰恰在这种常态下，市场仍然是有充分效率的。而且机制设计理论有些概念也很适合描述价格受到管制的经济效果。回到口罩的故事，价格管制让商家受损失（这是自然，因为成本在往上顶），叫做违背激励兼容条件；如果价格管制让很多商家干脆不卖口罩了，叫做违背参与约束。这些概念不仅背后跟着智力上充满美感的理论，而且听起来也很有格调。

这些不同版本，论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归结起来核心都是亚当•斯密《国福论》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将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战况很复杂，而且天天更新，但粗线条地看，双方大致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其实这篇文章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读到这里还没放下的，都是勤于思考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但是不明确说点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人吐槽：总是说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就是不肯给个准信，没劲。所以说几点自己的看法。

四，从口罩说开去

第一，口罩的确特殊。口罩这个东西本来不特殊，但是和现在这么严峻疫情结合在一起，就很特殊了。即使不特殊，但既然现在这么多人认为它不同寻常，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要不要管制则是一个公共决策，政府不可能对这么多人的意见视而不见，所以无论如何，政府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市场依然有效。市场的价格——利润机制，同时也作为一种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和一种高效的协调机制——协调着无数个体的分散决策，的确具有其他资源配置机制无法比拟的高效率。不仅如此，而且市场是一个非常强健的机制。不是说它“平时”好用，但一到“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就会链子。恰恰相反，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尤其要尊重、保护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候，尤其应该充分认识、尊重市场的这一价值，并且保护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

第三，双轨制。那么具体怎么办呢？就用中国人熟悉的老办法：双轨制。政府控制一部分口罩货源，除了医疗卫生机构之外，普通居民按人头定量分配，至于是免费、平价还是适当涨一点价，无关紧要。因此花掉的钱从财政收入中开支。财政的钱其实是老百姓的钱，这么处理实际上是大家一起分摊这个成本。道理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支持政府干预的人，那你当然愿意掏这个钱；如果你不认同这个看法，但这是个社会的公共决策，而你有这么多支持政府干预的同胞，这是个现实的约束条件，你开心不开心，都得认。除此之外全部放开，价格涨到天上去都不要管。说除此之外全部放开，不是说价格管制在道德上有劣势，而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局面下，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和成本太高，执法成本也高，两相比较会得不偿失。

第四，市场与慈善。市场和慈善之间，不是也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市场行为还是慈善行为，都是社会个体的分散决策。慈善和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说一个跟我近在咫尺的鲜活案例。这次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过程中，一线医护人员的口罩等基本物资得不到保障，很多个人和单位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进行捐赠：一边筹集款项，一边直接和医院科室对接，根据一线需求直接找生产产家订货，一边联系好物流公司或者义工司机，第一时间将宝贵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送到一线。附带说一句，做这个事情的，是一群大一的孩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他们和他们的老师都不让说，反正他们比我强。等开学了我好好跟他们学习，听他们完完整整地讲故事，听完了争取再写一篇文章，给澎湃。

第五，市场与伦理道德。“有人坐地起价的确吃相难看，难道不可以谴责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回答是：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价格放开，同时要确保信息的正常流动。店家涨价太离谱，顾客可以要发票，可以发微博、发微信朋友圈、发QQ空间，说某年月日某地某药房高价卖我口罩。顾客这样做的时候，不应该要担心会不会惹麻烦，会不会有人找他在训诫书上签字。

道理是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和市场机制一样，都是这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和学者应该充分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规律，但同时也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语去宣扬违背伦理道德的言论。为什么呢？因为道德规范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非正式约束，本身就是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机制，它本身是可以协助市场机制运作的。

有人担心道德审判和误伤的问题。没错，任何机制在降低一方面交易成本的同时，一定增加另一方面的交易成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可以低成本地交流和讨论，这不会成为大的问题。

五、结语

现在疫情依然猖獗，要赢得这场战役，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按照我的理解，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关键是要确保这样几件事情：

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更好地尊重和引导民间的慈善力量；

第四，更好地促进市场、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互补。

现代社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混合经济。这次疫情把这一点更加明白无误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社会需要多种机制的有机结合。市场只是众多协调人们竞争与合作行为的机制之一，除此之外，国家机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要。对一个良序社会而言，无论在平时还是遭遇重大冲击的非常时期，这些机制之间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替代关系，相反它们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协调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在认识上就不要把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

再一次向对抗病魔的科学家和一线白衣天使致敬。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希望每天买口罩领口罩戴口罩的日子早日结束。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目标是人们生活幸福

【市场文明】陆铭：疫情之下，打击涨价也不能一刀切
来源：铭心而论
作者：陆铭
在文章开头，想先作一点声明，本文呼吁对于公共话题的理性讨论，对于涨价现象的讨论采取的是合理和不合理的涨价这样的划分，而没有采取公众通常所采取的恶意涨价这样的表述。

这篇文章题目可能应该这么取，“疫情当前的口罩涨价，打还是不打？你想不到的原因”。这样的标题吸引眼球，但却是害人的。社会问题之复杂，就在于几乎没有放之四海的标准答案，适用于一切的情况。

疫情当前，口罩在涨价，白菜也在涨价。因为传统的思维和行政管理模式，再加上民意的绑架，已经出现一些对于涨价行为一刀切式的管理和打击。但是，任何政策问题如果仅仅给出是和否两种简单的回答，都有可能导致极端的情况，从而出现意想不到的，甚至和主观意图相反的后果。

有国家机构公务员被派到工厂，和工人一起赶制口罩。

图自华夏时报

事实上，涨价是有合理和非合理两种情况的。肺炎疫情正值春节期间，再叠加全国各地停工断路，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和原料成本都在涨价。即使在通常的春节期间，蔬菜价格也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有价格上涨。疫情期间，由于各种成本加剧上升导致的物价上涨，有一定合理性。如果像有些地方出现的那样，对涨价一概以罚款来处理，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受罚生产者不生产，销售者也不销售，然后出现的是更为严重的短缺。因此，合理的涨价可以保障和激励生产，同时，合理的涨价还可以使得民众不要出现短时期内的囤货。这样，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都可以避免物资出现严重短缺。

但是，什么是合理的涨价，的确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不要急于一刀切。毕竟绝大多数的涨价物品并不是短期内就攸关生命的，尤其是类似蔬菜这样的商品，存在不少替代品，并且在市场上有足够供应者相互竞争，应该相信，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保证不至于所有商家联合起来恶意涨价。如果市场上真的存在借助于垄断力量而进行的恶意涨价，那么对这样的涨价进行干预，也应该在严格的举证和司法程序之下来展开，不应仅仅以涨价幅度来草率处理。否则，就可能出现政策的愿望是好的，效果是坏的。如果的确是市场可以保证供应的产品，随着供应跟上，绝大多数商品的涨价就会在市场上消失。

上海奉贤，民众排队买口罩，民兵维持秩序提醒民众勿囤积口罩。

图自新民晚报

在疫情期间，绝大多数的涨价行为都可以通过上面这样这个简短的分析来看待，在这一问题上，要充分相信市场经济的作用。但是事情的确不止于此。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讨论问题，这个例子也是在一篇英文文献里被提出的。

“飓风袭击了你所在的小镇，电也停了。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需要电来冷藏她的胰岛素。你绝望了，但也许还算走运。我有台小型发电机愿意卖给你，你手里有800美元，刚好是我这部发电机平常的价格。唯一的问题是我不愿意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你——我想卖1300。”

这篇英文文献的作者基本上也采取了与我前面所说的观点同样的立场。即便是在自然灾害面前，价格机制仍然能把资源配置给对这种资源评价最高的消费者，同时它可以鼓励生产。这些我基本上都同意。

但是事情还有一些更复杂的细节，我们只要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或者修改一下这个故事，恐怕答案就会发生些微妙的变化。

请注意在这个例子里，发电机的拥有者是有完全垄断市场的力量的（至少在孩子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一两天内，没有替代的供给），同时，他所面临的需求是基于孩子的生命的。在这个例子里，他把发电机价格从800抬高到1300，使得这个例子回避了道德伦理上的危机。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发电机的拥有者把价格抬高到13000美元，甚至13万美元，而我们是那个需要用发电机来救命的父母，也许我们仍然愿意支付13000美金，甚至13万美元的价格（取决于我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这个时候经济学家还能够轻松地说，最后的交易价格是一个均衡价格水平，就完事了吗？

这时，发电机拥有者把价格到底抬高到多少，显然具有了伦理道德的含义。父母对孩子的生命的珍惜，可能会让父母倾家荡产，也愿意支付发电机的天价，但这个天价显然是不符合公正的社会伦理道德的。不过，即使出现这样伦理道德层面的灵魂审判，是否应该由政府来干预或者得到法律的制裁，仍然跟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有关，不可一概而论。

最后，让我们来说回口罩和蔬菜，两者其实也是有差别的。蔬菜涨价的问题相对简单。蔬菜作为一种食品，具有足够多的替代品，至少在短时期内有足够多的替代品。因此，只要保证市场充分竞争，短期内的涨价不至于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的类似产品涨价是因为成本上升了。即便出现了不合理的涨价，只要有市场竞争和充分的替代品，涨价也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对于蔬菜的涨价，不宜采取直接的政府干预。

但是口罩和蔬菜却有三点不同：

第一，口罩没有蔬菜那么多替代品。即便自己制作，所达到的效果也与正规生产出来的口罩不可比。由于这种特性，在突发情况下，可能由于交通管制以及短时期供给跟不上，让口罩市场在一个特别短的时间窗口在局部成为一个卖方垄断市场。

第二，有没有口罩的防护可能会危害到个体的生命安全，因此，高收入的消费者可能可以承担非常高的口罩价格。因此，通过不合理的涨价（这里我再次强调是不合理的涨价，是指不是因为生产和物流成本上升而导致的涨价），可能让低收入者失去买到口罩的可能性，从而带来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在上述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口罩和前面例子里的发电机有了类似的性质。

第三，在高价格之下，如果有低收入者不能买到口罩，又可能成为潜在的病毒受感染者和传播者，那么，他们可能成为放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人群，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将构成危害，这在经济学里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这是口罩和发电机、蔬菜都不一样的特征，

但是我必须强调，上述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只有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才会产生。即便在公共卫生危机产生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涨价也无可厚非。把时间窗口稍微拉长一点，供应如果跟上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采取限价和限购的政策。只有当上述三个条件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时候同时成立，对于类似口罩这样的商品，才可以采取限价措施。

浙江绍兴，市民通过网上预约系统购买口罩，送货上门。

图自浙江新闻

同时在口罩供应没有跟上，市场仍然存在短缺的情况下，必须在限价的同时采取限购的措施，以保证不论收入高低，各类人群均能够得到一定的供应。与限价限购类似的政策，也可以是政府的集中采购和派发，或者是对于生产和销售者进行补贴，但是如果仍然可能存在因物流不畅等导致的局部垄断问题，限价和限购仍然是可行的。

需要特别小心的是，即使在严格条件下，可以采取限价和限购，对于价格到底限制到什么样的水平，政策制定者不能太任性，而应该听取生产者、销售者、行业专家，甚至消费者多方综合的意见。对于合理的涨价，应该在执法之前将相关信息公之于众，然后再对于超过合理涨价范围的涨价进行打击。而反过来说，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执法部门没有做到事前必要的意见征询和信息公开，则应该受到社会公众和行政程序的问责。我再次加重语气，强调一下，即使是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也不能忘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权力的任性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已经有太多的教训，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这一切当然会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构成考验，但只有不断学习进步的政府才能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最后再说一句话，最近有关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不同学科学者的讨论。有些讨论直接指向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科。请学者们注意一个问题，经济学内部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不同的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都不一样，而这本身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非常复杂而导致。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者，请不要把矛头指向整个经济学科和经济学界，就像作为公民，在疫情面前不要歧视湖北人一样。谢谢大家。

转自：观察者网

夏春：为“发国难财”唱赞歌的“经济学家们”，请回教室补课！

来源：财经智识

作者：夏春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下，口罩短缺和抬价都不是新闻了。我们不妨先来一个小测试，假如你看到下面香港湾仔一家药房将原价50港币一包的口罩，抬价到400港币，你会不会买？

我自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涨价行为的，我可以接受的涨幅是1-2倍。再高我或者我太太都宁愿去屈臣氏，卓悦或者日本城排队，这几家店都按原价出售口罩。尽管我们的时间成本都非常高，也知道即使排队也很难买到。

下面图片是我亲自拍到的排队照片，大约200个人一大早在坚尼地城的屈臣氏排队买20盒口罩，队伍排到坚尼地城地铁站附近再来一个大拐弯。据说在旺角屈臣氏有人凌晨4点就开始排队，最后一个买到口罩的人很好心，把50个口罩免费分给了其他没买到的人。

铜锣湾卓悦排队买口罩的居民

在国内疫情扩散的特殊环境下，哄抬口罩价格是可能遭受重罚的。据报道，天津某药房以12元/只购进KN95口罩并抬高至128元/只销售；以进价15.2元/盒购进片仔癀防雾霾口罩(成人1只装)并抬高至58-78元/盒销售。天津市场监管局认定该药房的行为违反《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构成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拟处以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将当事人哄抬价格涉嫌经济犯罪有关线索移送公安部门。

类似的新闻最近并不少见，有一个刺耳的词专门用来形容在大家遇到困难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叫做“发国难财”。不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香港并没有类似的市场监管机构，只要不存在欺骗行为，香港这家药店“发国难财”的行为是不会遭到任何罚款的。

香港政府作为芝加哥大学大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忠实的信徒，深信“经济自由，放任自流、市场万能”。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说，香港目前无价格管制法例，呼吁供应口罩的商户应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促请商户不要在这段时间“趁火打劫”，不应出现天价口罩情况。但要是真出现了，他们也毫无办法。

“发国难财”的行为值得赞美吗？

而弗里德曼在中国内地的信徒，一位多年前主张用涨价来解决春运难题的“网红经济学家”，对于“发国难财”行为的赞美之词，在疫情肆虐下被翻出来，成为经济学家圈近期的热门辩论话题。

按照他一以贯之的“市场至上”的观点，疫情下市场供需矛盾造成了口罩短缺，因此需放开价格管制，让厂商“发国难财”来促进生产，提高供给。他曾经引用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第一位是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

第二位是 2002 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 ），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

第三位是1976 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网红经济学家”的粉丝数百万，他们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难以估计，但让我意外的是，支持他这样观点的经济学教授还不少，他们的言论同样被整理出来供人观摩。

但恕我直言，这些经济学教授基本都早就远离一线研究了，恐怕他们并不知道经济学前沿研究已经对“发国难财”的行为更新了认知！

请别忘了“市场失灵”！

其实反驳“发国难财值得赞美”根本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许多人都清楚地知道，在当前疫情扩散的情况下，最需要口罩的人是那些最可能感染病毒，并造成病毒扩散的人，而不是购买力最强的有钱人。当前者的口罩供应有了保证，那么没有感染病毒的人也就不需要口罩来过度保护。

换言之，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是解决口罩短缺的核心办法，这也是经济学家都明白的道理：在个人行为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时产生“外部性”下，就会出现“市场失灵”，而不是“市场万能”。

此时，采取一定的配给制，或者由国家来协调生产，而不是任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家决定产量和价格，是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完全依赖市场机制，以价格高低来决定口罩分配，反而更容易造成恐慌蔓延，口罩更加短缺的局面，因为富人的购买力，可以完全垄断市场的供应。

请别过度强调“自利”（Self-Interest）的基因

然而，这样纯粹从经济学内部逻辑展开的推演，还不足以解释下面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过于强调人们“自私”或者“利己”的行为，却忽视掉了人们行为的复杂性：

1、为什么屈臣氏、卓悦、日本城、以及其他一些商家，明知香港没有价格管制法例的情况下，要把千辛万苦买来的口罩按原价发售？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趁火打劫”，“发国难财”？

2、为什么我和我太太，以及很多人，会在明知很难买到口罩的情况下，宁愿去排队，而不是去买我们可以轻易买得起的高价口罩？

3、为什么中国铁路公司没有按照“网红经济学家”的建议，在春节期间抬价？

4、如果你和我一样，一开始觉得天津市场监管局300万的罚款太高，那么我们都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台湾有下面的公告？为什么马来西亚对于有如此严格的处罚（台湾也一样是最高囚禁三年）？

请记住“公平”（Fairness）的价值

其实回答这些问题，同样也不需要任何高深的学问，只需要知道两个字“公平”。

不涨价的商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趁火打劫”挣一次大钱，会给顾客留下深深的“不公平”的印象，以后就会尽量减少光顾（粤语叫“帮衬”）。

酒店服务业都明白，在旅游旺季提高房价，游客是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是一个出发前就知道的常识。但是假如在游客到达后，酒店因为无法预知的特殊事件，比如台风来临，而临时抬价，那么游客会非常反感这样的“趁火打劫”，下一次旅游则不会光顾这家酒店。

特别是在目前，酒店评价体系比较完善的情况下，酒店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我们愿意排队，因为我们觉得“先到先得”的分配机制比较“公平”。没错，富人也可以花钱雇佣其他人排队，但如果我愿意早起，我也不会落于人后。

排队当然有它的弊端（先到先得会鼓励一些不理性的“从众”行为，明知口罩数量有限，依然选择排队，会对不知道数量有限的人发出错误的信息。在“银行挤兑”模型下，“先到先得”的排队机制，可能导致不需要提款应付流动性需求的人，也纷纷提款。此时，“按比例分配”存款是更好的机制。），但相对于“插队”，“以权谋私”来说，排队依然要公平得多。

假如迪士尼、海洋公园邀请主张“市场万能”，“发国难财”值得赞美的经济学家去为他们设计门票的定价机制，他们很可能会建议釆取免收门票，鼓励父母带孩子进入（近期陷入经营困境，亏损加大的海洋公园就采取了儿童免票制，不过父母是需要买票入场的），但是对每一个游乐项目采取“拍卖”机制：越热门的项目收费更高，愿意出高价者可以提前入场（事实上，后者被迪士尼和海洋公园采取。在合理差别化定价下，游客并不反感，因为人们对于价格机制都有一定的接受程度。但假如优先票的价格是普通票的2倍以上，我相信很难有人愿意支付）。

然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主题公园都采取了“门票制”，然后对单个游乐项目采取“免费制”。单纯从利润角度考虑，这样做很可能不如“拍卖”机制，甚至价格均等的“单个项目收费制”。为什么主题公园不最大化它的利润呢？

原因依然是“公平”二字。这个概念并不仅存于成人脑海，幼儿就有极强的“公平”概念，买票入园后，单个项目排队，在幼儿眼里是非常公平的行为（同样，插队被视为非常不文明的行为）。

相反，如果对单项目进行“价高者得”的收费机制，会让大量的幼儿对父母的挣钱能力产生深深的不满，这将直接破坏他们的家庭关系。正是出于这样“人道”和“公平”的考虑，主题公园都采取了“门票制”，并任由耗时排队来作为解决“人多”的难题。

中国铁路公司比主张涨价解决春运难题的“网红经济学家”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公平”的价值！

中国内地、台湾和马来西亚之所以敢设定高额的罚款以及严苛的惩罚，就在于“发国难财”的行为违背了人们珍视的“公平”！

（文字所限，接下贴...）

（文字所限，接上贴...）

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的“公平”，被行为经济学家找了回来

“公平”非常有价值，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惜却随着经济学的数学化，边际革命，特别是主张“市场万能”的“芝加哥学派”的崛起，而被几代经济学家都遗忘了。

我在《夏春：香江風波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这篇文章里说，只懂得米尔顿·弗里德曼学说的香港政府和商界，实在是病得不轻。去年香港动荡六个月，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做事“不公平”。

我在文章中建议，香港社会非常需要了解另外两位弗里德曼的学说，一位是主张“世界是平的，深的”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一位是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的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

“公平”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找回来的？很简单，是一群不喜欢经济学太数学化，主张研究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的经济学家找回来的。

经济学里最数学化的一个领域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它本身就是数学里面的一个分支。看过电影《美丽心灵》的人都知道，博弈论最大的贡献者约翰·纳什（John Nash），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

纳什的发现很简单，当人人都追求“自利”的行为时，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加糟糕的结果。在电影里，普林斯顿的大学生，都想追求校花，结果就是谁也没有女朋友。

大家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囚徒困境”，对每个囚徒来说，招供是比不招供来说对个人更有利的选择，但大家都招供，结果就是都被投入囚牢。

而“人人为己，有利社会”的观念，则来自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连接个人“自利”行为和社会结果的机制，就叫做“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在1953年被两位经济学家在一些合理假设下，用精妙的数学推导严格证明之后，被整个经济学界视为圭臬，这也正是“芝加哥学派”主张“市场万能”，引以为豪的基础。

显然，纳什的发现，极大地动摇了这一基础。

但是，纳什的理论，以及其延伸出来的更加复杂的版本，本身就依赖于一个极强的假定，就是人人都是自利的。相信者就会高声呼吁，当有机会“发国难财”时，就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火打劫”。尽管这样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会假装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

口罩抬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惜的是，那么多饱读诗书的经济学教授，居然把纳什的发现抛之脑后，一起为“发国难财”的行为唱起了赞歌。

“人人都是自利的”这样一个假定，究竟符合现实吗？在芝加哥学派最风光，米尔顿·弗里德曼享受电影明星一样追捧的年代，没有人去质疑这样的假定。

直到有人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博弈游戏：两个人分一元钱，前者提出分配方案，后者可以接受，按此分配，或者拒绝，这样两个人就什么也得不到（另外一个版本允许后者重新提议分配方案，但是这样做一元钱会随着时间减少）。

按照“人人自利”的假设，前者的最佳选择就是独吞一元，不给后者分毫。对于后者来说，接受这样的结果，和拒绝这样的结果，所得都是一样的，零！

这个游戏简单到不需要懂得任何高深的数学知识。然而当教授们邀请学生真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发现，几乎没有人会选择独吞一元。尽管分配结果不一，但最常见的结果就是“五五分”。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这样做才公平！

教授们不信邪，把游戏规则改成“独裁游戏”，前者的分配结果，后者只能选择接受，不能拒绝。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享受“独裁者”权力的参与者，依然会给“被独裁者”留下一定的金额，虽然要低于“五五开”，但不是独吞！

把一元换成更加符合生活真实场景的金额，游戏的结果都显示，人们在乎“公平”，不是绝对的“自私自利”！

等到全体经济学家都对这样的实验结果相信和接受之后，才有人突然发现，原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里早就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在他另外一本常常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名著《道德情操论》里，“公平”的价值和意义更是被反复论述。

经济学就这样误入迷途，绕了一个天大的湾子，才终于重新认识到“公平”的价值。如今，关于公平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201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在他的自传体著作《“错误”的行为》（Mishbehaving）里，专门用了一章来介绍“公平”的重要性。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塞勒教授可不是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而是任教于商学院的“行为科学”系。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依然受到信奉“市场万能”的经济系很大的抵触。

“网红经济学家”引用的赞美“发国难财”的三位诺奖得主，两位在芝加哥大学渡过自己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尽管他们都已经离世，但影响力依然不减。

在中国，信奉“市场机制”达到“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很多，他们绝大部分是90年代中期之前毕业的留学生。可惜的是，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对于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新进展，他们并没有密切跟踪。

反而是2000年之后海外留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这次积极撰文，反驳为“发国难财”唱赞歌的行为。实际上，“网红经济学家”的学生，留学美国任教之后，在“知乎”上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他的知识结构还停留在70年代。

我写下一个判断：两位或者三位经济学家，一位叫做Ernst Fehr，一位叫做Klaus Schmidt，以及Colin Camerer以对“公平”的研究贡献，极有可能在十年之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普罗大众脱节的经济学家

这些天，围绕“发国难财”而展开的争论，相信经济学家的名声再一次备受打击。其实，经济学家的名声远远不如牙医，是梅纳德·凯恩斯在名著《通论》里就嘲笑过的事情。

我有一个习惯，欧美一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出版新著作时，我通常会在第一时间从美国Amazon网站购买。2019年11月中旬我一次性买入了五本著作，包括主张对超级富人征收“财富税”的《不公平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主张美国企业从竞争转向垄断，欧洲企业从垄断转向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对美国垄断企业监管的《大反转》（The Great Reversal）,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以及研究推动08年金融危机不断扩散新机制的《信念危机》（A Crisis of Beliefs）。

不过，我收到后，马上细读的第一本书却是《艰难时代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原因很简单，作者恰恰是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的夫妇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

这本书让我倍感有趣的是，在第一章，两位作者就对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展开了自嘲。他们引用了两个民意调查，都显示普罗大众对于经济学家的声望排名极低，通常会在众多职业中排名倒数第二，因为倒数第一的位置总是被“政客”抢走了。

更具体来说，两个民调都显示，相信经济学家的人口比例只有25%，相信天气预报员的人有50%。相信政客的，只有5%。

顺便说一句，排名第一位的通常是教师或者护士，不过在这轮疫情应对中，香港部分护士“临阵脱逃”的表现可谓是让人大开眼界。

两位新科诺奖得主引用了一份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在20个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来自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40位经济学家的看法，和美国普罗大众的看法，差异高达35个百分点。

注：EEP代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意见，FTI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看法

举例来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提升了美国人的平均福利这一问题上，95%的经济学家回答“是”，而普罗大众做出同样回答的只有51%。

对钢和铝加税有助于提升美国人的福利水平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全部反对，但33%的普罗大众表示认同。

对于大企业的CEO薪酬过高的观点，39%的经济学家同意，普罗大众持相同观点的则有67%。

这20个问题里，没有“发国难财”值不值得赞美和嘉许这一问题，本来我想在此加一个投票问问大家的意见，可惜公众号每篇文章只许设置一个“投票”，而我在文章开始时就用掉这一权限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发国难财”的行为。

一个待解的谜题

我写这篇文章，是期待那些认为“发国难财”行为值得嘉许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补一补前沿研究强调“公平”重要性的课。

但我更想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口罩短缺引发的恐慌情绪在不断蔓延？

前文提到，为买到口罩，200人会为了20盒口罩而排队，这似乎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为短缺的口罩而排队的行为非常类似于担心银行存款不足，而排队提款的行为，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银行挤兑”。

这一相似性为我的好友，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王鹏飞教授捕捉，他以自己对“银行挤兑”的研究提出建议，或者由政府来统一分配口罩，给到最可能被病毒感染，最需要口罩的人，或者由政府来统一协调生产。实际上，这样的方案非常类似于对“银行挤兑”的解决。或者采取协调分配，或者成立“存款保险公司”，政府出面解决银行和储户之间的期限错配难题。

实际上，我在美国读博期间，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2000年初，中国的四大银行呆账坏账众所周知，却没有发生任何银行挤兑的现象？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为了口罩而大排长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也许，答案可以在《信念危机》这本书找到。

在民生面前，经济只是一个学科

变黑的白芝麻 发表于 2020-2-2 12:28
美国的医院一般距离　人口聚集较多的居民区比较　　遥远，开车的油费　可能都不止口罩　钱　吧！
但是中 ...

忘了补充一下，好像得有发热咳嗽才能拿口罩带。没有问题的不能随便拿。有护士看着，但是不要钱。 商店，药店，诊所就是没问题像自己买了备用 15刀都买不到。

这样的讨论正是这个论坛应该有的，赞！

薛兆丰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