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两天发表了一篇五千字的媒体文,题为《如何破解作为公共品的口罩天价问题》,力图证明疫情口罩的本质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最弱环节(weakest link)”问题,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并不能解决”最弱环节“问题必须的“消除最弱环节”即“人人戴口罩”问题。简而言之,价格机制只能保证买得起口罩的人,而现实上只要还有1%的人没有戴上口罩,就可能造成之前99%的努力前功尽弃。在今天这篇文章里,我们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接着探讨抗击疫情的政策四要素:效率(efficiency), 公平(fairness), 管理可行性(administrative feasibility)和集体可行性(collective feasibility)。任何微观经济政策的成败都是这四要素有效配合的综合体现。
先说效率。市面上颇有一些“市场经济学”爱好者(甚至包括部分学者)支持效率优先说,认为需求陡增下的口罩天价是效率体现,高价会刺激供给,让更多人买到口罩,更多供给竞争也会拉低价格。对于这种“黑板经济学“的谬论,前文已详细驳斥,此处不再展开。可以再补充说明两点: 一是理论上的,二是方法论上的。理论上,价格效率机制是“让更多的人戴上口罩”,而“最弱环节“下的效率机制要求”让人人戴上口罩“,所以价格机制并不适合”最弱环节“的情况。方法论上,那些爱好者尊崇的市场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就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坦诚:只谈价格机制的经济学是一门令人沮丧的科学(dismal science),需要引入心理学等思维重建对“幸福”与“刺激”的理解。而即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鼻祖亚当斯密,其另一本名著就起名“道德情操论”。简而言之,价格机制只是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世界观只是观察世界的无数思维模式中的一种罢了,不能当作一把万能的“锤子”,然后看世间万物都是一颗“钉子”。
接着说公平。公平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你多我少,没有一致同意的标准。就如同著名的“两人分水问题“,沙漠里最后一瓶水,喝水的生,无水的死,请问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好在口罩分配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矛盾问题,而是一个”你好就是我好“的汇总机制(aggregation technology)。换句话说,俩人之间,你戴口罩不感染我,我戴口罩不感染,两种方式毫无区别。更进一步说,社会最优情况就是一致同意的“人人戴口罩”这种典型的“每个人都得益“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状况。公平与效率两个概念达成一致,所以集中按需发放口罩既符合效率也满足公平。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预测到自己就是”最弱环节“(类似躺在福利站门口求救济),理性人就有动机不掏钱买口罩而等待别人捐赠,这种”搭便车“情况在价格机制下是无法解决的,也引发“催逼救助”的公平争论。
再说管理可行性的三个因素:信息、计算与执行。如果说效率与公平共同推动了一个政策社会目标,管理能力与管理者的动机常常是一个阻碍而不是推动因素。但凡政策,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为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如何兼顾则见仁见智,好在在疫情案例中公平与效率没有兼顾矛盾。但如果过往信息不完全,未来信息不明确,连计算变量都搞不清楚,那么成本收益的计算就很难实现经济学期望的最优化选择。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行为政治经济学论及的 “确定性效应(uncertainty effect)” ,这一效应由Tversky和诺奖得主Kahneman于1986年最早提出。据具体而言,如果有两个选项,选项A是确定性的小损失,选项B是50%的大损失和50%的无损失,那么过分惧怕大损失的理性人会选择选项A。但此时如果信息不明而误判,选项A其实不存在,只有选项B,那就会因为误判形势而错失战机,出现”害怕什么就来什么“的情况。而现在疫情真的来了,反而有可能放手一搏,因为根据确定性效应,当已经确定很痛的时候,就算搏输了,再多一点痛也不再重要,更何况搏赢的概率更大呢。这就是疫情之前与之后相比,在管理可行性方面的区别。
更进一步说,公共经济学在讨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假设执行人是完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人“,但很遗憾,执行人也可能是自利”经济人“, 懒政、没有担当时有发生。正如前文所说,小错可能掩盖,但大错无法挽回。此时,”经济人“的执行选择就偏向于”确定性的小错“。当大错真的要出现时候,因为大错的后果承担者另有其人(即社会大众),那么”经济人“可能会冒险用另一个也许能转嫁大错于他人的方式导致更大的大错。这是另一种更微观层面的”放手一搏“,但导向却更危险。
最后是集体可行性,此处涉及民众的普遍心态。根据理性选择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比如Fiorina的“回顾性选民“思想和Popkin的“推理性选民”理论等等,也可以考虑Tversky和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的“可得性误差”(availability bias)等理论,民众对政策的反应常常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特别是不看因为政策而过滤掉的结果。当疫情没有蔓延之前,如果采取封城等大规模措施从而避免了疫情,那么民众可能会抱怨“你看看,多此一举了吧”。当疫情蔓延以后,必然采取封城等大规模措施以后,民众又可能抱怨说“你看看,早干吗去了?” 所以,即使疫情在现实中影响到每一个人,即使政策制定者已全力以赴,民众依然会抱怨“别人在院外驱蚊而传到家里的药水味道”。
当我们把微观经济政策四要素综合在一起考虑时,就会发现,抗击疫情就是一个复杂的庞大工程。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的,是一场国家危机反应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应急大考。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告诉我们国家整体应急机制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此时,希望自由市场爱好者不要再执着于“黑板经济学“,幻想于市场价格机制能带来效率或者公平。在管理可行性上要丢掉幻想,社会整体放手一搏,同时敦促地方执行官员抛弃转嫁错误或者懒政的幻想。而在集体可行性上,民众要充分理解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复杂性,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合作。此疫之后,更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可行性的建设,如果信息更透明,官员更不惧小错,那么口罩依然只是普通的市场商品,而不是现在走向天价的”最弱环节“公共品。
作者:经言经语,某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