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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天地] 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按时间排序版)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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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按时间排序版)

原文: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39784&s=zwyess

来源 | 经济观察报-韩挺

      笔者注:原文作者的这篇报道信息量很大,中间既有事件的时间过程也有述评和回顾,为了便于阅读,以下仅对原文按事件发生时间进行排序,并对原文作者的述评或回顾用加粗字来区别,时间顺序也未加粗体字。笔者申明:没有对原文的文字做任何增删或改动,只有顺序的调整。全文如下: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官方首次披露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公开宣布新冠病毒肺炎“确定人传人”,对于武汉来说,这是关键的20天。

    武汉乃至湖北是这场全民抗疫战争的关键一役。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至2月7日已经16天。武汉疫情仍处在紧要关头。

     2月6日,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仍在增加,1501例。根据专家的解释,这仅是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增病例,如果考虑到还没有机会接受核酸检测的病患,这并非完整的增加病例数。

    回溯整个信息链,禁不住要问:在决定武汉命运和整个疫情走向的关键时点上,我们曾经有机会挽回这一切么?

12月31日至1月10日:是不是SARS?

    最初的信息流传于医务系统内。

     12月30日下午5点多,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同学群里发了条消息:华南市场确诊了7例SARS!一个小时后,他补充说,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当晚8点,武汉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谢琳卡,也在她肿瘤中心的微信群内发出警示:传染病院的师妹们在同门群里发消息,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

    消息很快被截图,通过微信、豆瓣等社交媒体迅速传播。

     12月31日下午2点,武汉市卫健委公开通报了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排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27例,重症7例,但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该病“可防可控”。

     这一天召开的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没有提及疫情。

    根据《长江日报》后来的报道,最早上报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12月29日,在收治了多个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后,医院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可以确认的是,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已经内部发文,要求辖区内医疗机构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根据央视信息,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已抵武汉。

    2019年12月31日武汉通报疫情当晚,香港食品与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评估防控措施;1月3日,特首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1月4日,港方通报7例疑似病例,并公布应变计划、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2020年1月1日,武汉在舆论关注后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国家卫健委成立了由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

     一切按部就班。不过,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消息来自武汉警方。警方的微博账号“平安武汉”公告:8人因“散布谣言”被传唤、处理。事后获知,这其中有些是医务工作者。

     1月3日和5日,武汉市卫健委继续通报疫情信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日增至59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通报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5日的通报还显示,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最晚发病时间为12月29日。同是在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组,发现其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推测应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并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这是武汉通报中追溯的最早病例发生时间。通报称“防控工作正有序进行”,包括救治患者、隔离治疗病例、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密切接触者跟踪、华南海鲜市场休市处置和卫生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因溯源等。

    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也在进行,先后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

    根据事后官方披露,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了疫情信息。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武汉疫情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中国疾控中心可以判断并建议对疫情采取几级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二级响应。这一天,武汉进入“两会”时间。

     1月7日,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的检测,专家组初步判定:本次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人类所知的第七种冠状病毒。两天之后,新华社官宣,中国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基因组,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1月8日,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香港是否小题大做?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毒基因序列和诊断试剂。次日,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1月10日,武汉市“两会”闭幕。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疫情可控”。

     中国春运开始——一切似乎风平浪静。一个例外是,中国香港特区一直严阵以待。

11日至18日:零新增和无通报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告称,根据新修订后采用的病原核酸检测方法,武汉初步诊断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是41例。

    距离上次通报时隔6天,但是5号当天武汉市通报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是59例。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国家、省市专家组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

    经济观察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副主任医师余昌平的采访中得知,早期新冠肺炎“确诊是很难的——需要专家、领导签字,才能查冠状病毒”。

    而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证实,此前,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但一线医生反映,这个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而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

    直到后来国家卫健委派的第二个专家组1月18日到武汉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

    1月11日的这个通报还提到,9日确诊病人出现1例死亡。这是官方通报中,这次疫情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截至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包括医务人员都未发现相关病例”——自2020年1月3日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26日发表的论文显示,1月1日-12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论文作者称,这是回顾性的,但并没有表明他们究竟何时了解到这些事实。

    1月11日,湖北省“两会”开幕。从12日-16日,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实行疫情隔日通报——次日通报上一日情况。这5天新增病例为零。

    在这个疫情发布的“空窗期”,各种信息仍在流动。

    1月12日,泰国宣布中国以外的首个确诊病例,开始在机场对游客测量体温;1月13—14日,武汉市接待了密切关注疫情的港澳台专家组的实地考察,在全市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清理垃圾和卫生死角、开展健康教育宣讲、取缔活禽市场、灭鼠灭蟑等。

    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这是公共卫生响应的最高级别,意味着事情“特别重大”。

    对于是否人传人,1月16号武汉通报中改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组长、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徐建国院士,1月16日在接受《Science》采访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1月17日,武汉卫健委没有通报。

    根据《财经》杂志1月27日的报道,也正是在这一天,港大深圳医院的临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袁国勇,将临床病例中发现这种新型肺炎人传人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广东省疾控中心做了通报。并且,作为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他也将此信息透露给其他专家组成员。

当日,湖北省“两会”闭幕。

    从18日开始,武汉卫健委采取隔两日通报的方式:18日通报称,16日利用国家刚下发的诊断试剂盒检测、认定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例。19日通报,17日新增17例。20日公布了两天的数据——18日和19日分别新增59例和77例。21日通报20日新增病例60例,回到隔天通报。此时,武汉通报的累计病例258例,死亡6例。

    这也是武汉市卫健委最后一次通报疫情信息。

    武汉市官员后来表示,1月16日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病例确认的流程是:临床检查、会诊确认疑似病例后,还需采样由区、市、省层层转运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在此之后,病例样本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检测时间缩短到2天左右,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这在日后疫情大爆发时,又严重制约了确诊数量和进程。

    这是武汉对外界质疑的一种间接回应么?

1月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

    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如期举行,约2万人参加。

    1月19日,武汉市长周先旺主持召开常务工作会议。根据官方信息,此次会议研究部署武汉市市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工作。研究了春节期间市场供应、文化旅游、交通保障、安全运行等工作,要求各级政府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廉洁年”。  

    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确认深圳首例输入性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这与北京大兴区确诊的两例一起,成为国内首次在武汉以外的地区确诊这一疾病。

    对于人传人,截至1月20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口径还是“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至于是否存在医务人员感染,1月11日之后,武汉卫健委就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了。

    当天,国家卫健委官方发布称,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虽然“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在北京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的王广发大夫,这一天怀疑自己被感染,联系医院采样。第二天,他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9日到16日,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在武汉参与新型肺炎诊治。

    1月20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带领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港大袁国勇教授在内的全部专家组成员在国家卫健委举行发布会,明确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14名医护人员感染,并呼吁“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形势急转直下。

    当天,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指示、批示;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将武汉新型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按甲类措施应对,国家卫健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应对处置疫情。

    此前一天,武汉市文旅局宣布向市民开放20万张惠民券。20日,湖北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如期举行,几大班子领导出席。

    2月1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的谢琳卡说,“当时这个事件我知道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只是不知道后续的量会有多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第一手数据,只是预警。”

    另一位公开身份的医生是李文亮,他在2月1日被确诊感染新型肺炎,2月7日凌晨去世。

    根据财新网2月1日的报道,1月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肺部CT显示有一小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但他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该院随后出现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于1月25日去世的该院耳鼻喉科主任梁武东,也是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位去世的医务人员。

   1月22日,湖北省宣布启动突发公卫生事件二级响应。这是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过程中,各省区发出的唯一一个二级响应。24日,湖北应急响应由二级升为一级。

   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宣布当日上午10时起,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成为一座因疫情而“封闭”的城市,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23日24时,我国29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30例,其中重症177例,死亡25例。

    1月27日中午,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前面疫情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才能披露。”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对于国家卫健委如何分析研判并公布疫情及如何防控疫情,2月1日,记者给国家卫健委宣传司新闻网络处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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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sn 发表于 2020-4-10 08:53:3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与一年前首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一样,今年9月1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的政府官员们依然对媒体讳莫如深。

    他们一再强调不要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其中一位官员解释:“怕惹麻烦”。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官员还要求主办方把论坛速记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删掉。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去年7月29日,本报独家报道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1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失灵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医疗服务缺乏公平与公正性、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销商、生产厂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城乡居民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公众不满情绪因此不断上升,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决心发起新一轮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国公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殷大奎是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演讲者。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42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

    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介绍,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殷大奎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

    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

    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我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我国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50亿至60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说。

    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虽然过去20多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但是进一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势在必行——

    一方面,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医疗服务机构微观效率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价格攀升,“看病贵”问题突出,医疗资源分布、干预重点日趋不合理,总体来说,“公平性和卫生投入绩效全面下降”。由此,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增加了公众的疾病负担,降低了消费预期,导致贫困,群体间矛盾突出,影响社会稳定。

    殷大奎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不重视社区医疗卫生水平。70%至80%的病人,首先应该在社区解决。但现在社区医疗水平低,老百姓对社区医院不信任,什么病都要到大医院看,结果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

    其次,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的三级预防保健网现在没有了,不过现在国家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第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足。应该以预防为主,不生病,少生病,这样的投入少,效益好。此外,还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问题等等。

    殷大奎还认为,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大家生了病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不太可能”。

    他还特别强调了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医院的不同——政府办医院,应该把人员、经费等全包下来。而事实上,政府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左右,大医院只占1%至3%。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的公立医院要通过病人付费拿到医务人员工资的50%至90%,导致医院增加临床服务量,而提供的预防和基本服务不足。同时,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开药和诊断服务。而且,难以实施成本控制。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也认为,政府应该把一部分医院的财政包下来,避免医院的创收压力,同时,把其他医院放开,实行税收和行政监管。

    卫生部的一位官员B,则从管理体制与市场监管角度谈起。他认为,目前中国管理医疗卫生的部门太多,除了卫生部以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建设部、民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十几个国家部委,都在管理医疗卫生中的一部分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难以确定总体发展的目标,全面推进卫生改革”。

    他认为,各部门职能分散,多头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可问责性差,反应性差,导致居民的普遍抱怨和不满,而卫生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意思的是,来自不同部委的政府官员的观点不尽相同。一位官员认为,我国城镇医疗基本保障应该从保住院和门诊大病做起;而另一位官员则认为,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应该是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和适宜的技术。

    刘远立则建议,可以成立国家级的人民健康委员会,作为管理医疗卫生的“司令部”,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政府投入不足是否关键问题

    “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是与会者的共同看法之一。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政府投入不足,财政投入占医院当年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在5%,市县医院一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至5%之间。”殷大奎说。

    他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而欧共体为80%至90%,美国为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泰国为56%。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政府对卫生服务提供的资金非常不足。他说,2/3以上的中国人口要靠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占卫生总支出的56%。2004年12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成为居民第三大消费。

    卫生部官员B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预算支出在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1/3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17%,而居民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

    “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A说。殷大奎对此表示认同:“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把医疗卫生包下来都不可能。”

    不过,卫生部官员B却认为,中国的经济能力可以承受,但问题是现在政府投入不均衡,“教育大多投资在重点院校,医疗则大多投资在重点医院,我们是要雪中送炭还是要锦上添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A也认为,医疗卫生体制的核心是医疗资源分配。

    殷大奎认为,国家投入很重要,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6%,并不算低。卫生投入不是越高越好,美国曾经达到过17%,但也造成了大量浪费。”他指出,关键问题是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政府、社会、个人所占的比例应该恰当。”

    殷大奎认为,现在老百姓之所以对医疗卫生服务不满意,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以前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由国家全负担,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原来支付的费用只能满足一部分人低水平的纯粹公平的费用,而绝大多数民众没有享受到这些待遇。比如,占人口70%至80%的农民,曾经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还有,城市没有工作的人口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而随着经济发展,要考虑到这些人难度比较大。

    此外,我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社会办医仅占4%,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占全国医疗资源的90%以上,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作风、价格,但效率方面比较低下,“虽然国家鼓励社会办医,大力发展民营医院,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都是市场惹的祸?

    殷大奎强调,政府应始终坚持,卫生事业的性质,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公平、效率的责任在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而不应将责任推向社会和市场。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应坚持,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并创造发展社会办医的条件和环境”。

    殷大奎告诉记者,现在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公立医院比重太大,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限制社会办医。上述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但同时要适应市场。”殷大奎表示,政府不能做经济行为的主体和主导,但要做好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人。医疗机构要实行“管办分离”,将医疗服务提供方与购买方分开。同时,继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稳固开展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试点,并统筹城乡卫生发展,统筹区域间卫生发展,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改革医疗卫生体制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优先确保所有人的基本健康需求,“优先满足少数人的需求不可取,完全均等化的服务也行不通,合理选择是优先确保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二是合理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选择标准是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国民健康结果,选择重点是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以及适宜的技术,在整体制度安排上,保大病的思路行不通”。

    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出路?

    殷大奎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基本医疗服务,“生了病有人治”,他强调,这种基本医疗服务要有服务规范,保证效果,同时价格低廉。

    刘远立也很同意这种观点。国际上对公平的医疗保障的共识,是要按需分配医疗服务,按能力大小筹集医疗资金,“最需要医疗服务的是低收入人群,他们的发病率高,但支付能力低,也是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他介绍,北美的经验就是先“雪中送炭”,美国的医疗保险首先关注的就是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墨西哥也是让低收入人群能够基本上免费获得医疗服务。

    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院长AndyHaines则介绍了英国的“国家卫生体系”(NHS)。成立于1948年的英国国家卫生体系最初曾经遭到90%医生的反对,医生们都认为这个系统成立以后他们的收入会越来越少。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有90%的医生加入其中,现在的医生大部分都是NHS的拥护者。当时人们预言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需求会不断下降,但事实是,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需求反而会越来越增加。现在,NHS在英国广受欢迎,而且无论英国哪一个政党,如果想要上台,必须向公众展示出有NHS管理的策略和战略,否则不能当选。AndyHaines介绍,国家卫生体系为公众提供基本免费的治疗,而且是基于患者的临床需要,而不是患者的支付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建议中国考虑基本服务的全民覆盖,包括强制性的医疗保险,改善、扩大和整合当前的城镇、农村医疗保险以及医疗资金救助,重点要确保资源落后地区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建立贫困人群的安全网,同时,在“服务包”中纳入基本卫生服务,重点放在西部和贫困人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也认为我国应构建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必须全面强化社区卫生服务,这样可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实现预防为主和早期干预,提高投入绩效,可以解决80%的问题;另一方面,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必须建立确保基本目标的费用保障制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构建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确定项目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则确定服务包,按近乎免费提供,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服务主体,一般性税收为资金来源,服务全体国民。

    参会一官员透露,经过初步框算,每年1500亿~2000亿元的投入即可构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相当于GDP的1%~1.5%,国家财政收入的5%~7%,目前卫生总支出的1/4~1/3,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低投入照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结果”。

    不过,这位官员表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需要综合配套改革支撑,包括合理选择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合理实施资源整合,建立有效的基本药物采购供给体系、有效的服务质量监管和绩效评估体系以及有效的不同层级政府间责任分工机制。

    同时,在非基本医疗领域,推进保险制度建设,以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完善二三级医疗服务体制,公益性机构和营利性机构并存,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另外,还要完善药品体制。

    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则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即“控制危险因素”。他表示,一旦患上慢性病,治疗成本十分昂贵,而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他建议,可以征收“不良行为税”,比如“吸烟附加税”、“喝酒附加税”,一方面改变公众的不良行为,预防疾病发生;另一方面,可以筹措资金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和发展。

    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则提出了自己对医疗保障体系框架的设想,即医疗保险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再加上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两个部分,构成整个医疗保障的完整体系。

    这位官员表示,由于我国快速城镇化、快速老龄化以及就业形式多样化,因此要求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对所有居民作出医疗保障制度安排”。他透露,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行,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正在试点,但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尚无制度安排。

    他表示,我国城镇医疗保险的原则是坚持基本保障、坚持逐步推进、坚持统筹规划、坚持协调配套、坚持责任分担、坚持能力建设,其目标就是对所有城镇居民作出制度安排。他透露,这项制度将力争本届政府试点,通过试点,提出基本办法,然后力争下届政府推开,“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地方分散决策”。(来源:中国青年报  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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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jdkj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20-4-10 21:29:3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杀头之罪谁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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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jdkj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20-4-10 21:34:2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zhuosn 发表于 2020-4-10 08:53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与一年前首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一样,今年9月16日在中 ...
那个高福今天不是作为专家组参与与芬兰专家的电视讨论吗?此前他发文称:发现美国的防疫最大问题是——没戴口罩。这小子是不要自个的脸皮了。不过国家疾控中心也没多大事权,只有报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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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jdkj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20-4-10 21:36:3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许小年关于复工复产的文章刚发就封了。我差点没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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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suode 发表于 2020-4-11 21:11:15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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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suode 发表于 2020-4-13 08:00: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撤出中国”,gang铁幕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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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lker 发表于 2020-4-16 23:20:59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钟南山是第二批去武汉的专家。

关键就是,第一批去武汉的专家,是怎么得出 “非人传人” 的结论的 ???

这么重要的结论,别说是专家了,即便是一般技术人员,也不敢轻易下的。

最后,世卫组织,又是怎么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呢?做过什么调查?做过什么试验?

这才是天大的谜团!!!

坑害了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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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sn 发表于 2020-5-4 08:02:05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看似礼貌、谦卑的提出的和国际合作伙伴一起进入中国调查请求,更是让中国陷入两难境地。4月30日,驻华代表甩锅、补刀,5月1日,发言人直接反水,站在了对立面。仅仅两天,战友立场就180度改变。4月23日,中国在3月8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金基础上刚刚又追加了3000万美金,才过一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就甩锅、补刀加反水。

  不愿在各类传言中去寻找真相,从事实理出线索。四月初,川普提出断供世卫组织,美国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谭德塞,4月中旬,进而要求联合国调查世界卫生组织,4月下旬,川普进一步提出追责中国,一步接一步。加拿大配合传票埃尔沃德,施压世界卫生组织。澳大利亚提出在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中独立调查病毒起源激怒中国。一系列国际政治的操作,直接考验中国的外交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临阵倒戈,更是让中国面对的局势更加复杂和凶险。5月17日即将召开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员国大会,届时肯定会有几个国家提出独立调查病毒起源,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次纷争的一个高峰,中国还有时间提前布局了,不要再简单的用网络暴力、情绪化口号和战狼外交来应对步步紧逼的进攻了。

  一系列的操作,最终目标还是追责和向中国索赔,世界卫生组织是追责路上的障碍。川普提出向中国索赔的时候,估计已经搬掉这个障碍了。国际政治、大国博弈,世界卫生组织帮不了中国,反而成了对手的棋子。暴风雪更加猛烈了,中国还没有办法关窗,只能直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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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sn 发表于 2020-5-9 08:01:0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zhuosn 发表于 2020-5-9 07:59
清华教授:把人当工具的统治 比病毒更毒
清华教授:把人当工具的统治 比病毒更毒 - 世界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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