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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剑指高房价，指出各城市政府要切实负起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责任，银行实行更加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加快研究制定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政府希望压低房价，但现状是炒房者越来越多，房地产高涨是果，原因是货币流动性过剩、实体投资环境恶化、大公司化现象泛滥。
过多的货币导致通胀预期高涨，使房价成为现金贬值朝代的救生圈。投资收益远远超过通胀率，投资红利效应像瘟疫一样快速蔓延，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现金转换为房地产资产。试图使用复杂的固定税率稳定房价是缘木求鱼：在流动性大增、房地产卖方市场主导的情况下，征收固定税率等同于增加买房者成本。投资市场不变的规律是，只要投资收益远超风险成本，投资者就会前赴后继、源源不绝。
此外，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了挤出效应，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撤出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比如温州、东莞等地，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风险投资等领域。这些资金之所以投身投资品市场，是因为资产品价格收益远超实体经济收益。最新的例证是，北京通州成为第二个三亚，进入房地产价格疯炒期，投资收益之高让人目瞪口呆，3月初通州小户型均价为17000元/平方米，大户型15000-16000元/平方米，现在都已涨到26000元/平方米甚至更高。在炒房“乐园”，有炒家连购11套房月赚300万。
老实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无法想象有如此暴利。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我国的外贸制造企业大多数净利在3%到5%左右，大宗商品价格、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者人民币汇率升值3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会泡汤。无怪乎，从2005年至今，有近40家上市公司转行做房地产，占到目前地产类上市公司总数的35%，而央企地王大行其道。
难道民间资金不能进入上游原材料等领域？能够进入的已经进入，不能进入的发一百道文件也无法进入。至于铁道部门大摇橄榄枝的铁路建设资金、地方项目融资等，一来有投资权无建言权，二来收益权无法得到法律保障，多数民资兴趣不大。一方面是地方融资平台不断融资借贷，另一方面是民间资金与企业资金流入投资品市场获取暴利，说明我国的资源配置出现劣质化倾向，配置资源的结构处处梗阻。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公司现象导致实体领域的小资金、小企业无法生存，这一现象从金融危机以前就有，危机后更加严重。据笔者了解，1亿左右到千万元级别的资金量正在逐步退出制造领域，或者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大多以集腋成裘的方式，通过专业理财进行风险投资，部分资金进入疯狂炒作的房地产、矿山等市场。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而落后的行业分隔、资源配置体系与滞后的税费改革等，使资金逐鹿于房地产市场，这是实体经济边际收益下降的明证，也是资产泡沫的证据，更是中国经济制度需要改革的无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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