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的西经是“两定”前提下求最大效率,即偏好与禀赋既定下求禀赋的最大效率;政经则考虑禀赋在人群中的分布,而马克思的政经,论述了不均禀赋分布的一种——资本雇佣关系下的剥削性,给出了私有制存在的危害性,论证出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
个人目前的水平理解并认为:
“新古典”基本正确地给出了既定禀赋最大效率满足既定偏好的理论分析方法;但是社会实际中偏好是变化的,禀赋的分布也对社会的经济运行影响巨大,因此,仅仅以新古典理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就存有盲点。帕累托效率不是社会的全部目标。
马克思的政经,则在理论逻辑上存有错误,等价交换与等量劳动交换并不等同,前者推不出后者,所以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有问题。所以,消灭私有制的解决方案也就失去基础。
但两者都承认,只要交换关系存在,清晰财产权都是必要的。马克思强调了所有制关系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决定作用,这是正确的,且并不以劳动价值理论为逻辑前提。新古典也是以产权清晰为当然前提的,否则,效率问题谈不上。
禀赋的分布是影响社会演进方向的,由于禀赋分布涉及了市场以外的调节机制,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应当属于政治经济学。如果社会的文明已经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效益最大化的社会演进方向或目标,就应当相应地给出禀赋分布的规则。如果传统的理论没有将这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的方法有误,新的“政治经济学”就应当涵盖这个内容。
一个放任的资源分布的动态的演变是否符合社会多数人的愿望(效率增长与稳态的维持),好象还需要分析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