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博之中国楹联--楹联知识105--左宗棠对联人生的逸闻与真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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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联人生的逸闻与真相（二）

逸闻 因互讽联 曾国藩请左宗棠帮办军务

真相 小说家言

夏曾佑的《庄谐选录》，则将曾左二人撰联互讽的时间提前到了道光年间：左文襄作孝廉时，计偕入都，时文正为九卿，左时谐其第，谈谐极洽。一日，曾率然撰语曰：“季子自命才高，与人意计时相左。”便对曰：“藩臣以心为国，问伊经济又何曾？”

这种说法，疑点颇多。左宗棠最后一次进京参加会试是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这一年才中进士，“九卿”从何谈起？1847年7月13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曾国藩连升四级，由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至此，37岁的曾国藩方可被称为“九卿”。

而且，左宗棠从未以孝廉身份入都。据《湘阴县图志·选举表》，“咸丰元年（1851年），复开孝廉方正科，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以左宗棠应举。”但左宗棠没有答应，也没有去应考。

从时间上看，1851年，左宗棠或在长沙教陶少云等，或在老家东山准备避乱之所，并没有入京都。其实，自1838年会试落第后，直到1869年（同治八年）八月剿捻完功入京觐见，左宗棠没有再去过京城。曾国藩1838年中进士之后定居京城，因此二人应无在京城曾国藩宅第相见的可能。

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中，则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左季高未出山时，自撰门联云：“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张贴门首。（曾文正）公见而异之。爰草拟一联云左，其文曰：“季子才高志广，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于我意见相左。”此联实包括左氏之姓氏于内。左随笔对曰：“藩臣为国尽忠，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何曾？”亦将（曾）公之姓名包含在内。公见而大奇，由是请左帮办军务云。

如果“未出山“指的是左宗棠未出任湖南巡抚幕时，那当时左宗棠寄居在湘潭的周家（左宗棠岳母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左宗棠迁柳庄。即使写了此门联，当时正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自无看到的可能。

如果“未出山”指的是左宗棠1860年（咸丰十年）统兵之前，那左宗棠在长沙有自己的宅子是在1859年。虽然，自1856年起，左宗棠的家眷就搬来长沙，但一直是租房住，直到1859年，靠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前支付幕府工资以及向胡林翼借银250两，左宗棠才凑足了500两银子在长沙司马桥买房。而曾国藩自1858年7月29日（咸丰八年六月十九日）离开长沙后，再没有回过长沙。

当然，1858年曾国藩再度出山到长沙后，曾于当年7月26日去左宗棠家赴家宴。如此说来，当时曾左二人有作联互讽的条件。彼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宾，曾国藩也为石达开所败。这是曾左二人作联嘲讽的唯一时机。但鉴于当时曾左二人刚刚和好，二人是否会作联互嘲，尚存疑窦。

至于曾国藩因觉得此对联写得好而请左帮办军务之事，无疑属小说家言。1860年（咸丰十年）四月，经曾国藩奏保，清廷下旨让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第二年三四月间，左宗棠在景德镇一带与太平军李世贤鏖战，六战皆捷，收复景德镇，曾国藩才奏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

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中也说，“曾祖父与曾国藩以联语互嘲，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我首次听到，是在上初中时听一位历史教员讲的，家中长辈们却从不曾提到这个故事。……互相嘲骂的联语显然是好事文人看到他们后来‘失和’，而编造出来的。联语显然对曾公有贬抑之意，正如曾公门生薛福成所谓当事人‘往往右左而左曾’，并为此愤愤不平。对这一类流传虽广，似乎又饶有‘风趣’，但却毫无佐证的‘逸事’，本书一律不采用。”

综上所述，曾左二人作此联互讽的可能性，应该说极小。

逸闻 左宗棠曾国藩出联戏斗

真相 无从稽考

除此之外，关于曾左二人撰联互讽，还有一则故事：一天，曾国藩径直到了长沙巡抚的幕府，见左宗棠坐在不远处看小妾洗脚，便戏出一联云：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才思敏捷，立即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的下联令曾国藩相当尴尬。

所谓“如夫人”即“小妾”。左宗棠和周诒端结婚后，连生了两个女儿。婚后第四年，左宗棠的岳母认为女儿子息（繁衍后代）艰难，又觉得随女儿陪嫁的女侍张氏有福相、能多产男孩，便命左宗棠纳为妾。周诒端身体本羸弱，和女侍张氏感情又好，竭力劝左宗棠从命。于是，1836年左宗棠便纳张氏为副室。也就是说，左宗棠确实有小妾张氏。

左宗棠“赐同进士出身”之说，并没有冤枉曾国藩。曾国藩从1815年（嘉庆二十年）开始读书，花了二十三年的时间，1838年中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按例，中三甲者，例不能入翰林。当时，曾国藩打算离开京师南返老家。后因友人郭嵩焘等人的极力劝阻，他才留在京城参加朝考。朝考中，曾国藩取得了一等第三名。道光帝看过他的试卷后，亲自拔置为第二名，引见时，又改他为翰林院庶吉士。如此，曾国藩总算属翰林出身了。

曾左之间是否曾经写过此联呢？咸丰二三年间，曾国藩曾在长沙设立审案局。虽然左宗棠直到1856年（咸丰六年）才将家眷搬到长沙，但也不排除张氏来长沙看左宗棠而被曾国藩撞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1858年（咸丰八年）曾国藩去左宗棠家做客时，撞见左宗棠看小妾洗脚。从时间和地点上，这副对联所描述的情况有发生的可能。但是否真的发生，无从稽考。

不过，尽管上述两联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但左宗棠给曾国藩送挽联，却是确有其事。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病逝。时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送去了赙银四百两、挽联一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而且，左宗棠在挽联上异乎寻常地署名为“晚生左宗棠”。

挽联中对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评价，此前左宗棠已多次向朝廷表达过。此外，左宗棠在给好友杨昌濬、儿子孝威的信中，也多次赞扬曾国藩有“知人之明”。挽联中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左宗棠是在肯定和曾国藩同心同德为主流、属“金”；相互攻击对方的失误是支流、属“石”。至于“相期无负平生”，则表达了自己和曾国藩的互相勉励。而“晚生左宗棠”的落款，此前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从未如此自谦过，1875年（光绪元年），他向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回忆，1862年（同治元年）曾国藩被授协办大学士，按例自己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应该署名为“晚生”，但他觉得自己只比曾国藩小一岁，并没有如此做。而曾国藩也不介意，回信开玩笑说“恕汝无罪”。

左宗棠此举，显现其胸襟自比北宋丞相富弼宽广。韩琦、富弼同为北宋名臣，但彼此政见不同。最终在富弼守母丧该不该起复的问题上，两人断绝私交。韩琦病逝后，富弼仍计前嫌，“竟不致吊”。

逸闻 “发上等愿”联为左宗棠所作

真相 作者为更早的书画家姚元之

2008年1月26日出版的《全球商业》杂志曾经刊登了一篇采访李嘉诚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李嘉诚办公室挂着的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关于这副对联，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挂在他右手侧墙上，离他最近。诗句为清代儒将左宗棠所作，字为名家所写：“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李嘉诚是全球华人首富，其一言一行、兴趣雅好，自然牵动人心。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转载，一时流传甚广。

无独有偶，2013年11月，李嘉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当年11月2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如此写道：“偌大的办公桌上，只有一沓很小的便笺纸，两支笔，一副放大镜。……李办公室最惹眼的，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见左上图）这24个字，凝聚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李嘉诚则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摄影记者所拍摄的照片显示，此对联确实是悬挂在李嘉诚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办公室墙上。可惜的是，这副对联并非左宗棠所作，它的真实作者是清代官员、书画家姚元之。

说该联并非左宗棠所撰，一个依据是岳麓书社1987年12月出版的《左宗棠全集》，这是当之无愧的左宗棠的“全集”，但遍寻《左宗棠全集》的联语、诗文、家书，均未发现有关这副对联的记载。

相反，在有关姚元之的记载中，则有“发上等愿”这副对联，落款为“竹叶亭生姚元之”。

清宫档案显示，姚元之（1776年至1852年），安徽桐城人。清代教育家、书画家，善为文章，能诗会画，工于书法。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1812年时为侍读学士，因1811年八月未能校出圣训中的错误，曾上书向嘉庆请罪。嘉庆宽饶其罪，并授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元之因论洋务与大学穆彰阿不合，加上任期届满，以“精力渐衰”为由被黜。

姚元之生活的年代比左宗棠（1812年至1885年）早，即使如《南方周末》所言梅园所挂对联为左宗棠所题，那也是左宗棠“借用”了姚元之的对联。姚元之的这副对联，不仅挂在李嘉诚的办公室，而且被很多名人所喜爱。据了解，在无锡梅园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的旧居，也挂着这副对联，成为荣氏家族的祖训。

姚元之号廌青，又号竹叶亭生。因此，他的书法作品里，大多有“竹叶亭生”的署名。通过与姚元之所写的其他书法作品比较，我们更可以证实：“发上等愿”一联确是姚元之所撰。当然，左宗棠虽然没有撰写此联，但对于“勤俭”二字，也是一直强调的。或许正是由于左宗棠对“勤俭”“寒素”的强调，加上左宗棠和姚元之生活的时代相近，因此才有世人将这副对联张冠李戴给左宗棠的事情发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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