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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人们常说“大学的发展不适应社会的需求”，仿佛大学是为了社会的需求而产生，为社会的需求服务，经济需要发展，贫困问题需要解决，水电要涨价，企业的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大学应该为这些需求服务。由此人们对学术现状的评价是现在的科研论文都没有应用价值，“现在的考核体制太重论文，但每年数以万计的论文对国计民生真正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鉴于此，大学目前考核教师时对课题、科研到款也很重视。教师的学术水平用他拉到的科研资金来衡量！这背后的假定是也许一个人拉来的课题经费越多，那么他解决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越多，他满足的社会需求越多）。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是有意义的——如果把学术理解成为需求服务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是没意义的——如果把学术理解为自身就有价值的活动，这种价值已经高于社会的需求，所以社会反而要满足大学的需求，大学引领社会的需求，大学可以改变一个社会需求的方向，而不是单纯地满足现存的需求。
以前的考核体制中没有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科研。一类科研是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存在某些困扰或痛苦，希望大学里的人运用自己的才智来出谋划策。这类科研通常是运用现成的知识，很难实现原创性。另一类科研具有真正的原创性，与满足需求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是对世界的好奇心，对真理的热情驱使人们去探索，有趣的是这些人的自我意志往往最淡薄，他们拥有的是“使命感”，即感到自己是某个更高主宰的奴仆，被驱策着行动，这些人的行动却最坚决，他们是不怕牺牲的。相反时刻想到自己的利益、名望的科研人员却往往是机会主义者。原创性的成果很少是为满足需求而的，牛顿力学、日心说、相对论、现象学这些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都不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产生的。
由于现有的考核体制没有区分这两类科研，所以在考核中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用一个办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按照庸人的标准来评价天才，按低等学术的标准来评价高等学术，导致我们拥有一大批课题教授，以拉课题为己任。所以我们的体制最终考核的是公关能力而不是探索真理的能力。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的能力，之所以能发现问题是因为首先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这种朴素而高贵的好奇心是科研人员最重要的素质，甚至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都要重要，正是对新问题的发现使我们的思维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新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思想的境界提高了。从平常人们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物里能发现问题正是科学头脑和普通头脑的区别。但是在科研到款的考核中，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这种好奇心恰恰是最不受重视的。因为对于所谓课题来说，问题都是别人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提出来的，而且多半和好奇心和思维的深度毫无关系，只不过与他的切身利益相关，而科学的好奇却与切身利益无关。
新的评价体系中要区分这两类学术，淡化对科研到款的考核，只有在科学上有所创造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教授。但这涉及到评价标准的问题。谁有能力评价这些最具原创性的成果呢？原创性往往意味着超前性，可能不被当时人所理解，这对我们的管理者、考核者的素质提出了多么高的要求，而现在的量化考核机制使得管理工作多么轻松。由于原创性成果是很难量化的，不是两篇文章就比一篇好，其出现也是不规律的，所以应该大幅度减少考核次数，把主动考核变为被动考核，当有人提出要求才考核。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办法也许根本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减少不同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许是个好办法，学术职业应该成为一个相对清贫的职业，而不是现在的有致富可能的职业，让职称变成荣誉称号，每晋升一级后十年才有资格晋升更高等级，这能极大的减少目前低水平重复的学术产品的泛滥，这导致精品反而被湮没在垃圾之中（可以参考英国的考核办法）。目前有些人提倡代表作制度，以代表作在学术界造成的影响和取得的声望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这就更有必要拉长两次考核之间的距离，因为一个学术作品造成一定影响是需要时间的（如孟德尔的遗传学），现有的三年考核一次显然是过于频繁了。让真热爱学术的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匆忙把不成熟的想法拿去发表。宁可让更多的人懒一些，也不要让太多的人过于勤快，尤其当这种勤快以生产低水平重复的学术产品为目的时。
现在的指导思想把大学当成企业来管理，强调引入竞争机制、淘汰机制，拉大收入差距，刺激科研的积极性，认为科研人员从根本上是被利益刺激的，假定科学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本身。鉴于此应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利益刺激和淘汰。学术的逻辑高于市场的逻辑。竞争的逻辑是假定人们都是懒人，所以用有限的生存机会来激励人们奋斗，人们假定自己生存在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里，“末尾淘汰制”也许就是这种仿生学的产物。学术的逻辑是假定所有的人都是天才，不是淘汰最差，而是发现最好，只要最好的天才被发现了，哪怕我们的制度养了大批懒汉也是值得的。要淡化对学术产品数量的追求，让不怕穷的人来搞学术，而不是让想发财的人搞学术。人们喜欢抱怨大学待遇低，但是加达默尔回忆自己刚成为大学教师时“穷的象教堂的老鼠”，中国的年轻教师起码还有基本工资，但是德国人要从编外讲师干起，没有基本工资，收入主要来自选课的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可想而知，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极高，同时科研压力也很大。我们可以看看这么艰难的条件下德国人贡献了一些什么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考核机制的指导思想应该有一个重大转变：不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来检查你又贡献了多少，而是对某些人说我们这里可能没有你需要的东西，你可以自行选择离开。反对者可能会说这种办法会鼓励懒汉：既然什么都不干也没有下岗的危险，那我干脆什么也不干好了。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一些人变成懒汉是这个制度的代价，但是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会拥有一个更宽松的学术环境，大学应该使这些人产生一种家园感，不掺杂物质利益的激烈的学术争论是最纯洁的友谊的体现，收益是巨大的。对科学研究这种特殊劳动的理解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大学的管理者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学术研究理解成搬砖、筛沙子一类简单、枯燥、令人难以忍受的体力劳动，刺激这种劳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予补偿或惩罚，不外乎威逼和利诱。做到了有赏，做不到受罚，管理者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企业的逻辑去理解高校。但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出于一种天真而高贵的好奇心，世界是如此神秘，如此吸引我去探索它，这与利益有什么相干，即使把我捆起来我也要挣脱开去从事它，这是一种欲罢不能废寝忘食的感觉。真正的学者既不需要威逼也不需要利诱，他会自动去从事研究工作，所谓学术自由的根本含义就是我们的大学能否给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觉得学术研究是一件崇高的事，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不是出售劳动力，不要终日惶惶，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任务。我们总是用较低的事物来思考衡量较高的事物，所以会用企业的逻辑来思考大学，既然国企的问题是出在缺乏竞争机制上，那么国有的大学问题也是出在没有竞争上，其实计划时代的大学问题倒真比今天少一些，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束缚。今天的考核制度也是把大学和企业机械类比的结果。北洋时代的大学也许是我们今天的楷模，没有今天种种科学的考核机制反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今天的大学来说，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比成文的、详尽的、严格的把学者当成工人一样来考核的各种规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大学培养一种气氛，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很多吃饱了或吃的不太饱的读书人为彼此的思想激动和战栗，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受任何政治思潮所左右，不为金钱利益所驱使，而只信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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