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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2020年3月3日在“国家发展”在线系列讲座的演讲整理。“国家发展”系列讲座已举办30多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推出在线版。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发酵，大家既关心疫情的发展，也很关注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今天借“国家发展”在线讲座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和看法，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包括主流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反思，我们如何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一套理论体系，理论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或者根据理论所采取的行动不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结果，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我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即源于此。
2008年以来，国际上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有很多反思，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从数据上看，2008年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3-3.5%，十多年过去，在现代经济学的指导下被认为恢复得最好的美国经济2019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2.7%。在去年底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的增长也只有2.5%左右，明年可能再回落到2%。其他发达国家还不如美国，普遍未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反思的原因。
这已经不是人们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反思。发展经济学诞生于二战以后，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独立自主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一般称之为“结构主义”。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都希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家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强盛，实现所谓民富国强。当时经济学界和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如果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富有和强盛，就要拥有一样的高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就必须建设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二战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大都是资本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于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行动就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产业。然而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发展起来，就认为是有很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出现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
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现代化工业制造品都是从国外进口，出口产品一般都是矿产资源、农产品，按照当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些工业化产品不再进口，改为自己生产，故也称为“进口替代战略”。
在“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靠政府的投资拉动取得了5-1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些新建立的现代化产业没有效率和竞争力，只能靠政府持续的保护补贴维持，使整体的经济发展并不好。到上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不仅收入水平没有提高多少，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越来越大，并且，产生不少危机。
所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对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逻辑非常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据此理论制定的政策和实施结果普遍失败，所以要进行反思。
因为结构主义失败，反思的结果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效率因此低下，寻租腐败频发，收入差距扩大。这种观点的逻辑也非常清楚，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问题的原因说明很有说服力，从上世纪80开始盛行，中国国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奉者。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源于政府干预，要解决问题就应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由市场决定，也即“市场化”。同时，企业应该自负盈亏，因此必须把原来的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且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维持经济稳定，不能有高的通货膨胀，这就要求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不应该有财政赤字。简单讲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好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宏观稳定化。
1992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后又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济学界出乎意料地有了一个共识，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成功，必须用“休克疗法”，将“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
这一次照此执行的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数据表明，上世纪80-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上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 的“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把上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二十年，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由此，新自由主义跟结构主义遭遇同样的命运：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头头是道，逻辑上滴水不漏，但是遵照执行的结果正好相反。
不过，二战以后，也有少数几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得不错，但他们推行的政策从这些理论来看是离经叛道。
首先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到上世纪80年代，这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到如今则已经全部都是高收入经济体。
如果以上世纪50-60年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亚洲四小龙的政策大多是错误的，这些经济体并并没有一开始就建设现代化的大产业，相反，都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开始。它们也没有追寻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当时认为，这种发展模式怎么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看似采取错误政策的这几个经济体，反而赶上了发达国家。
其次是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中国家，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非洲毛里求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纳“休克疗法”时，这几个国家普遍采取了“渐进式双轨制”，一部分还是由政府控制，保留国有企业，一部分走向市场经济，放开市场，发展民营企业，市场与计划并存。
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像中国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经济还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因此被称为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理由是计划和市场同时存在，腐败空间大量扩张，政府干预经济、资源错误配置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可如今看来，这几个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讲最糟糕的转型经济体，反而都取得了成功。
也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中国、越南、柬埔寨等也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因此，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对的、有效的。但同时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成功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些经济体中的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讲的所谓“有限政府”，只管教育、健康和社会秩序。恰好相反，这些政府都积极有为，对经济有很多干预，更像是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政府。
因此，这些成功的后发经济体，传统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开始我就讲过，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到现在为止，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经济体都不成功，而成功的几个经济体执行的都不是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政策。
因此我们亟需反思：为什么发展经济学出了那么多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理论去制定政策都基本上不成功？
回归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
我常常讲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并非指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结论，比如分工很重要、国际贸易自由化很重要，或者要依靠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等等，我强调的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他怎么得出这些结论，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的学习也应该去学习怎么钓鱼（研究方法），而不是去获得几条鱼（研究的成果）。
亚当·斯密其实把他的研究方法作为书名《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对“本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于1776年，但他的研究大概始于1760年。当时工业革命还没发生，所以亚当·斯密的观察源于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社会，他观察和思考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原因是什么。但在他那个时代工业革命才刚滥觞，他在原因的总结上，自然忽视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重要性、决定性，只总结了地理大发现以后贸易所带来的机会和影响。
在亚当·斯密之后的很多理论创新，都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研究办法，即观察现象的本质，探索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而不是套用前人的理论。
我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也是采用亚当·斯密的办法。对发展经济学而言，想研究的问题是怎么让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穷国怎么变成富国，富国怎么变得更富。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是现代现象。18世纪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慢，根据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只有0.05%，以此速度，人均收入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年人均收入突然从0.05%变成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也从1400年变成70年。从19世纪末到现在，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长又翻一番，从每年1%变成每年2%，加上人口增长，每年增长在3%-3.5%之间。
现代经济增长突然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生产率水平快速提高。同时，伴随现代化技术和产业的涌现，规模经济越来越大，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多，金融投资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催生了现代金融、现代法律等等。所以，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结构既包括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结构，还有道路、电力、港口、通讯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金融等各种软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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