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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绝非一人或一社会唯一重要的问题
经济问题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若使经济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其他问题也将会受到影响。但是钱穆先生认为经济在全部人生中所占的地位，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缺少了它，影响大，增加了它，价值并不大。举个例子，一个人要五百元维持一个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块钱，对整个生活影响大，但是增加一百块钱，这个增加一百块钱的价值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有时候经济上无限增加，不仅对人生没有积极价值，或许还可产生一种逆反价值，发生很多坏处，对于社会也是如此，目前社会暴露的一些问题追根溯源部分原因出自此处。
经济问题不成为中国社会人生唯一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由于中国社会由其他部分来领导经济，控制经济，而并不单纯的由经济问题来领导社会、控制社会，所以经济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把经济安放在较为消极的地位上，今天我们中国人纵然就此吃亏了，似乎也不太注意经济发展（写作文章时期），但就中国全部历史来看，经济问题之所以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生唯一大问题的，乃因其有领导控制经济的力量在，这个力量就是“士”。“士”是什么？其实就是下文所说的官员阶层，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中国历史上的“四流品”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其实并没有像一般人在古装剧或电影中看到那样阶级鲜明，其实并没有阶级但是却有“流品”，是一个“流品”社会而非阶级社会。中国社会上自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可称之为四民社会，流品并非阶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将不能明白中国社会之特点，农工商三流西方社会也有，但是唯独士这一流品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下面先从士讲起。
肯定很多人说“士”不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嘛，这并不确切，因为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禁止农工商人读书。在中国因“士”可以参加考试，跑进政府，预闻政治，士是参加政府的一特殊流品，而且秦汉以后的政府亦仅由此辈士人所组织，中国秦汉以后的政府便变成了士人政府，这和封建社会里的贵族政府绝不同的。秦汉以后，汉武帝时期有成熟的科举制度，既然做官了，就由国家提供俸禄，只为公家服务，不能再顾忌各自的私生活和经济利益，而其余农工商三流则各自经营私生活，而负有缴纳租税的义务。
孔子在论语提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有言，“无恒产者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汉武帝时期明确规定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和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中国的士兼具出世入世的能力，要顾及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人生大任务。一个国家的政治，交给这批人来管，这批人既是向来不考虑个人利益，则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会怎么样呢？这一层，诸位自可想象之。
下边说明“农”，中国社会也可称之为农业社会，农民占了国家最多的户口，农村是中国最广的基层，必须要关注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所谓土地问题，便讲到土地主权问题，土地所有权是该国家公有还是农民私有？从封建时代的井田制度，随着中国历史发展，有东汉时期“部曲”依附形式，到三国屯田制度，北魏时代的均田制，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土地永远私有，田亩永远可以自由买卖，有人担心会出现土地兼并等问题，但是随着隋唐后科举考试放开，门槛降低，以前的大门第逐渐衰退，所以自此后，中国社会虽不能无贫民，但是却没有像古代封建时代之大门第与大贵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上“士”与“农”相配合的理想，汉代士人，大体由农村出身，唐以后的制度，属于工商籍的户口不准应考，因此士一流也只能从农民中产生。所谓耕读传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属于此情形，只许农民报考，不许工商人家子弟报考，又只许做官人购地造屋，不许做官人开店设厂，兼营工商业，因此做官人只能成为一富人，却不能成为一资本家，而官家富人又永远的在更替流转，不能累积成大富。要明白中国的社会，要明白中国的社会经济必先明白这一制度。
为何工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受待见？
为何工商人或工商业不受待见，我们从封建时代从头讲起，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那个时候整个土地完全属于国家所共有，一部分开放的耕地，一部分不开放的叫做禁地，贵族受封后，那些土地便由贵族统治，耕地开放给平民耕种，此外如山林池泽不开放便叫做禁地，由贵族派员管理，这里面的生产便是贵族的私产，后来有一般无业游民偷入禁地，伐木捕鱼烧盐冶铁，这种经营是犯制的，在当时是认为作奸犯科，为政府和贵族所不容许。
这批人在春秋时代便叫做盗贼，起初贵族派军征剿，后来剿不胜剿，便派人驻守入口，抽征其奸利所得，逐渐变成一种变相赋税。所以民间的自由工商业，在很早封建时代是被认为作奸犯科，是一种不正当的事业和行为，此种法理观点连带于古代土地所有权的观点而生成形成，是远有历史渊源，这与西方是不同。
秦汉以后就依然如此，农民税收归政府公用，山林海泽一应工商业归属王室私用，只不过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很多工商业富人不捐款，一怒之下将盐铁等高利润收归国有。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与中国历史不符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经济条件的支配，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一个人生，这一个社会，这一段历史，这一种文化已经走上病态。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开始走入病态后才产生的，因此他讲人类社会演进，完全在经济问题上着眼。他认为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贵族阶级，一个是平民阶级。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点，西方的贵族阶级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还包括教会，后来随着社会演变，出来了工商业中的所谓中产阶级，然后与封建贵族争取自由，争取政权带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也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
从我国而言，马克思不了解我国的封建社会，我国在西周及春秋时期，也可说是一封建社会但是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不完全相同。西方的中古社会，由日耳曼人南侵，罗马帝国崩溃，政府法律一切组织解体了，社会上一个个力量便纷纷而起，他们的封建指的是那时候的一种社会形态。而我国古代封建却是一种政治制度，由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统治各地，于是造成了中国古史上的大一统。这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所造成的社会封建势力完全不同，中国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而西方封建形成是社会的，由下而上。
为什么说马克思理论与中国不符，主要是因为中国贵族阶级是纯政治的，没有西方教会僧侣宗教性的贵族。西方封建社会由城市工商人发展成为中产阶级，起来争取政权，所以说是由近代的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主义。而中国呢？到了战国以后秦汉时期，封建社会消失了，不再有贵族平民阶级对立，但也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之兴起。
总结
从上文看出，自汉武帝之后，政府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尽量自由的经营。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农业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不使社会上有大贫大富之出现。
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贫而乐，富而好礼”，也就是说，社会虽然不能严切制定没有贫富之分别，但是穷人也要让他们活的有一些快乐，富人须教他们知礼守礼，中国人所谓的礼便是一种生活的节制与限度。董仲舒也说过类似的话：“富而骄，贫而忧，都不可取”。我们不能使社会绝无贫富之分，但是不可使得富人达到骄的地步，也不该使得贫人落得忧的境地。
上述孔子与董仲舒两番话，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一个社会虽不能做到均贫富，却想能在某种限度内保持其平等，富的有一个最高限度，贫的有一个最低限度，求能把贫与富的分别，限制在次有宽度的中间而不使逾越，此亦是中国人之所谓礼，亦即是一种均产的理想，这一种理想的执行人就是“士”。
以上，便是中国经济历史中几个关键问题的由来和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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