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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第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反复，可能需要到明年底之后，全球才能控制住疫情；

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没有停止之势，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下行压力；

第三，民粹主义潮流在全球蔓延，在一些国家已经不同程度的政治化了；

第四，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以往债务周期的积累，危机、衰退复苏对应着繁荣、衰退、停顿、复苏。

接下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比较艰难的是债务率高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在缩小，扩张的力度要把握好，要更多的用于保民生保中小企业，还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高太多。

金融业务要继续降杠杆，今年可以看到宏观杠杆率在上升是没有办法。“因此，重要的是需要降下来的还要降，特别是金融业务自身的加杠杆要降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的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

从全球看，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经济复苏也走在前列。中国已经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方挑战，而我国又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

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在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一旦经济复苏，过多的流动性需要收回，也有债务破灭的风险。因此退出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让经济复苏对应债务危机。

“新基建”成为了今年投资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不断发力提速的背景下，ZF应如何考虑对新基建的施策？对此，刘世锦提出，新基建不适合作为ZF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刘世锦指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三点区别。在性质上，传统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运营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新基建是具有平台经济特性的技术或产品，一般由企业投资运营，可通俗理解为企业的商品。在投资回报上，与政府此前投资的运营效益不佳的项目相比，新基建的“弹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适合由政府主导。

最重要的是，新基建本质上属于一种由新技术支撑的一种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多还不成熟，正处在成长期，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更适合风险投资。

当前应把市场秩序建设好，开放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保护信息中间的隐私。还要重视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的短板。“比如像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平台，基本上都是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国内现在也在发展，但是还是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