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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看来，美国搞产业链重构或者与中国的“脱钩”，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但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链与中国“脱钩”，无论其是否真正可行，都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将原来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新的区域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内容即金融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并未出现调整迹象，这是最符合美国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全球化。因而，我们仅仅关注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不全面的。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规则等领域作出区域化、分层化的调整。这其中，产业链布局调整早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受到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正在加速进行并更多地体现出区域化特征；贸易规则调整也同样如此，更多地表现为层次化或者分层化发展的态势，即一部分国家要搞更高的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还有许多国家继续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规则，这种发展态势很有可能会出现全球贸易规则的分层化或集团化。

更高的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vs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规则

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逆全球化”。不能简单地说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它所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曾经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美国认为在这个体系中过多的单方面开放让自身损失颇多，却有益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所以它开始转变立场，追求更高水平的所谓公平贸易，这从三四十年前的美日贸易摩擦时代已经开始，只是我们关注不够。

归纳起来讲，美国如今的所作所为不意味着“去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将原有的全球化架构进行新的拆解，试图组合成一种新的结构——我将其称为“全球化的分层化和区域化”。其核心目的，就是全球化的“去中国化”——孤立、遏制、打压中国，企图让中国退回到1979年之前的状态。

从理论上看，美国这些做法所体现的，正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不同，美国霸权的实现不是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也不是以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方式来体现，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用苏珊·斯特兰奇的概念讲，就是它构造了一个结构性权力——与其他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制度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控制与治理，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的系统、网络垄断各国间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这些渠道只有以开放、多边的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增加美国塑造的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获利空间。

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当美国发现原有规则不利于自己，甚至有利于对手的时候，它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调整、改变规则，乃至重新塑造一个规则体系，“美国第一”不意味着会放弃多边主义规则的塑造，更不会以双边渠道重新塑造新的国际规则，它所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更高层次的多边规则。在此过程当中，美国依旧会以“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的二元目标为主导，影响和控制新的多边规则的建立。它一定要在新的多边规则加入更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因素，谋求遏制对手、实现霸权可持续维系的现实利益，这也是“新冷战”的重要背景，我们不能低估。

归纳起来讲，美国如今的所作所为不意味着“去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将原有的全球化架构进行新的拆解，试图组合成一种新的结构——我将其称为“全球化的分层化和区域化”。其核心目的，就是全球化的“去中国化”——孤立、遏制、打压中国，企图让中国退回到1979年之前的状态。

从理论上看，美国这些做法所体现的，正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不同，美国霸权的实现不是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也不是以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方式来体现，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用苏珊·斯特兰奇的概念讲，就是它构造了一个结构性权力——与其他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制度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控制与治理，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的系统、网络垄断各国间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这些渠道只有以开放、多边的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增加美国塑造的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获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