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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对外关系来看，当年苏联的突然垮台，令美国措手不及。虽然福山自信地声称“历史的终结”，但美国以往面对一个强大对手而凝神聚力的能量突然消失了，不仅国内政治纷争日益难以弥合，而且原有盟友对它的战略安全需求也突然下降，相互间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关系日益凸显。

所以，美国在战略上需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它弥合国内的政治分歧与社会裂痕，也有助于它组织并领导一个稳定的国际同盟体系，还可以遏制对手，迫使其崛起中断，可谓一举多得。

美国在冷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美苏冷战是两个几乎毫不相干的经济体之间的远距离的单维度对抗，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中美博弈则是真正的相互依赖的近距离“搏杀”，其冲突是更加全方位的。

以传统的GDP规模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容易误判自己和他人。我们在批评美国对中国搞贸易战时，经常指责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远大于我们对其出口所得，指责美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然而在衡量自身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判断美国地位时，却几乎从不考量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国界之外的产出能力，只是关注美国GDP占世界总产出比重的相对下降。

实际上，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左右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如果我们只考虑美国境内GDP及其占比，如何可以更精确地衡量、判断美国的经济地位？

更何况，美国企业实际上占据着国际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实力并未下降，而是被全球化了，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上、国际贸易、科技创新、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军事领域中都具有拔群的超强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力，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这就是拥有一种强大的结构性权力。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存在着三个较大的误区：一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视为常态甚至是参照标准；二是相应地，仅仅关注GDP等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忽视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影响力等“软实力”指标；三是习惯并乐于将美国人自身所拥有的危机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美国衰落的警惕，当做业已形成的事实及其证据。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不绝于耳，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霸主。认知与现实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和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很多人依旧沉浸于传统认知当中而不拔。

简单地说，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早已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债权人逻辑”转换为如今美元体系的“债务人逻辑”，相应地，依靠美元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所在，即它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控制系统，以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自己的霸权。这同历史上所有的传统霸权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

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无论在统治范围、规模还是逻辑、手段上均不同于任何传统帝国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讲，美国霸权与传统霸权缺少可比性，是一种全新的霸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