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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美国霸权的支撑点在美元体系。而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国内巨大的、开放的商品市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系统、范围广泛的同盟或非同盟关系体系以及强大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而非简单的GDP规模及其国际占比。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美国衰落”话题的过程中，每每看到、听到美国学者们对相关话题的认知，就好比从敌人手中接过锋利的武器一样兴奋无比。其实，一国国家犹如一个人一样，一旦坐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便会用警惕的目光、猜忌的心态看待周边的所有人——权力觊觎者或“潜在对手”。这种“危机意识”的实质不过是担心权力旁落。霸权国家始终对自身地位所遭受或可能遭受的威胁极其敏感，抱有格外强烈的危机意识。

而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之处，正如其“单极思维”早在拥有超级实力之前就已经形成一样，美国自建国之初起，就时刻抱有担心“衰落”的危机意识，先是担忧美国会“沉沦”，丧失上帝赋予的“美德”，然后是时刻担心自己像罗马帝国一样衰落，甚至在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前夕，很多畅销书将美国的情况与菲利普二世后衰败的西班牙相比，当美国成为单级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也有不少政治学家曾预言它会很快走到尽头。这种危机意识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对自身地位被他者超越的危机心态，而非现实状态。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考察一个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的英国的殖民地其GDP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总之，在上述关于美国衰落的误解当中，基于经济增长及其实力变化所推导出来的关于国家崛起或衰落的线性推断是最危险的。这种观点只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在世界GDP占比中的比重下降到不足1/4，以规模衡量的经济实力呈现明显的衰落状态，却没有看到美国控制世界的结构性权力。这非常容易造成对美国的战略误判，不仅轻视美国的真正实力，更容易忽视美国打压对手的战略意志与决心，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战略被动。

实际上，缺乏对霸权国家“衰落”的正确认知，无论对既有霸权国家还是“挑战国”都是危险的。约瑟夫·奈曾不无忧虑的指出：“谈论‘衰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政策选择，因为它会鼓励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推行冒险政策，鼓励中国对邻国更过度自信，或鼓励美国处于恐惧而反应过度。”

自上世纪60年代起，许多人就不断地为美元发布讣告。虽然这些预言一再落空，但由于美元地位问题与世界格局高度相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未来，因而对美元地位的分析与判断格外重要。

现在，很多人认为，经过此次危机以及美联储的天量宽松操作，美元霸权将迎来“最后的黄昏”。我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这种局面也许会在遥远将来出现，但用以认知、判断当前的美元体系和国际秩序极其容易产生误导甚至是战略误判。

自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开始实施“无底线量化宽松”以来，不仅将利率降至零，更放出了约16万亿的货币量，相当于制造了一个欧盟的GDP。到今年9月，美国联邦ZF债务总额到达近27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今年预计将达到98%，而且还在不断攀升……美元信用的风险以及安全资产的短缺的确是目前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

但关键问题在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世界，将是一个“比烂”的世界，各国相互之间比照的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不坏。正如货币的对外价格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样，我相信在当今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仍旧是最不坏的一个，欧盟的经济情况会比美国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