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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权力转移模式的历史经验和叙事不同，对权力转移手段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西方的“中心——外围”权力转移模式要比中国的大国复兴模式更加需要和依赖武力手段，相比于西方，中国一般是原来王朝的衰落或更替时期注重武力手段，平时则更加强调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合法性。这种历史过程的不同及其所导致的经验认知差异，是导致中美两国学术界和ZF之间经常相互“误解”的重要根源之一。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为什么不被美国人认同。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会理解米尔斯海默等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有关中美之间“注定一战”（格雷厄姆·艾利森以此为题目的书）的主张，必须具备底线思维。

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际政治用语中，崛起（rise）与衰退（decline/fall）相对应，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而，迄今为止所有的关于霸权周期的研究，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体系周期的视角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关注于美国衰落的现实性及其速度、趋势，以及未来可以取代美国的下一代霸主究竟是谁，如前苏联、1970-1980年的日本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等等。这种理论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思想或理论根源之一。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与所有既往霸权国家不同的新霸主，无论是其控制世界的手段还是规模，都与既往霸主有着很大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因而传统的霸权更替“规律”很大程度上将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共同世界秩序或规则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大国冲突或者合作，将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稳定与否及其走向；二是伴随着全球化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世界秩序的治理而非统治日益成为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途径。一句话，大国之间的互补、合作而非相互取代将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可能图式。

中美两国相对而言，都是各自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对手。中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极其强韧的耐心，戒急勿躁，将同美国的博弈当作一场世纪工程。

第一，就是科学、理性地认识美国这个强大的对手，以及美国霸权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对世界格局演变抱有客观、现实和更加耐心的态度与立场。关于美国霸权地位的认知，涉及到一个国家对世界格局的基本态度、理念、立场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理性认识美国的霸权及其地位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后发的、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会更加激烈，甚至会触及民族主义情绪中最热烈、最狂热和最难以抗拒的部分。

倘若认真分析历史上无数快速崛起的大国失败的案例，就会发现民众的狂热往往使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危险的情感，而不受约束的民族主义使得公民价值观日渐堕落，结果使得国家走向毁灭。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所谓理性经常是不可靠的，在赶超强国的狂热民族主义热潮当中，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摆脱民众的狂热，用独立、批判、理性、冷峻的目光审视现实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面对霸权国家不择手段的全方位打压、遏制的条件下，如何认识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格局，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必须严肃思考的历史性大问题。对此，提出科学的观念和分析逻辑远胜于给出可操作性的答案，后者更多地属于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事务。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任何情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思考或煽动，都是不负责任甚至是误国误民的。我们不仅需要冷静认知美国及其在当今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还要客观评价中国崛起的内涵与前景，特别是要理性地思考如何才能保持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因为毕竟历史上有好多国家的崛起中断了，甚至一蹶不振，而成功的国家则屈指可数。因此，我更相信木心先生的一句话：悲观是一种远见。

第二，就是要抛弃传统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与做法，顺应时代潮流，练好内功，即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前者的本质是从“门槛式开放”过渡到“规则式开放”，后者的核心主要在于经济体制、制度的改革，其目标就是提升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率，还有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过于宏大，时间有限，不再多说。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如此深入、广泛的情形下，所谓的“脱钩”或者“新冷战”能否实现，关键已经不在于美国怎么做，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是阳谋，就摆在我们面前，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应对。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同意张宇燕教授前几天的一个说法：我们依然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这个新的历史机遇主要在内而不在外。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有天赋，一路攻城略地，到今天，成为了全球163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