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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两年来我的感觉是，中国经济学界在中美两国从贸易摩擦滑落到全方位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影响力在明显下降。

英国女王2008年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向在场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危机？”六个月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给女王写信，为他们“集体性缺乏想象力”道歉。

英国女王2008年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向在场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危机？”六个月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给女王写信，为他们“集体性缺乏想象力”道歉。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集体性缺乏想象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不只是经济学，中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暴露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些严重问题，需要我们反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学科的分立、隔绝，举例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是依靠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共同进行的，但目前国内学术界相互之间的状态用本杰明·J.科恩的说法就是“聋子间的对话”——经济学不考虑政治，政治学不考虑经济。各学科之间都在搞专业性的圈地运动。

一方面，经济学家喜欢待在自己狭小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中不断深挖，不仅忽略了经济学研究是理论逻辑、数据（量化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统一，更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及其逻辑，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关系尤其对外关系的调整或变故，便无力摆脱自己狭隘的专业视角，得出的结论不仅有悖于现实，甚至出现重大的误判；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缺少对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因而缺乏学科交叉的能力，这种短板严重局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综合学科的深入发展。

一方面，经济学家喜欢待在自己狭小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中不断深挖，不仅忽略了经济学研究是理论逻辑、数据（量化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统一，更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及其逻辑，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关系尤其对外关系的调整或变故，便无力摆脱自己狭隘的专业视角，得出的结论不仅有悖于现实，甚至出现重大的误判；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缺少对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因而缺乏学科交叉的能力，这种短板严重局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综合学科的深入发展。

其实，这种状况非中国独有，很大程度上同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历程有关。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经济学边际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经济学与与政治学的分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不再。

特别是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虽然有不少探索者曾努力将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的过程联系起来，如马克思、韦伯、凯恩斯、卡尔·波兰尼、阿瑞基等，但在绝大多数学者眼中，财富与权力之间的鸿沟日愈扩大，政治经济学很快就从学者之间“优雅的对话中消失了”。

其实，这种状况非中国独有，很大程度上同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历程有关。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经济学边际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经济学与与政治学的分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不再。特别是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虽然有不少探索者曾努力将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的过程联系起来，如马克思、韦伯、凯恩斯、卡尔·波兰尼、阿瑞基等，但在绝大多数学者眼中，财富与权力之间的鸿沟日愈扩大，政治经济学很快就从学者之间“优雅的对话中消失了”。

到20世纪中叶，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已不复存在，直到斯特兰奇于1970年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略的案例》，才推开了这扇关闭了好久的门，开启了摆脱狭隘的专业束缚的真正的跨学科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