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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我们还看到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知识体系架构的有效性的终结……当前的知识体系结构不仅不能完成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大规模的社会过渡进行说明的任务，而且它对我们处理这一危机的智力能力构成重大障碍。”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我们还看到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知识体系架构的有效性的终结……当前的知识体系结构不仅不能完成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大规模的社会过渡进行说明的任务，而且它对我们处理这一危机的智力能力构成重大障碍。”

因此，世界经济的研究手段仅有经济学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不仅了解全球范围内财富产生、福祉增加等过程，还可以分析国际财富和经济活动的分配、经济增长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以及国际规则、制度的运行及其效果。

第二个不同，经济学认为交换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经济行为者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中心论则认为，国家作为经济行为者不仅关注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绝对收益，而且更关注相对收益，即关注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收益相比之后的收益变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收益分配的不平等必将改变国际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均势，从而影响国家安全。因而各国政府更加关注贸易条件、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经济收益的分配，以及本国在世界上的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等。一句话，国际政治经济学相比于经济学，更加关注相对收益。

第三个不同，经济学研究的是通过分工合作提升效率的行为，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权力的来源、实施及其影响。相对而言，前者更看重利益（福祉）及其分配，而后者更习惯于塑造信仰、意识形态及其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或者说反作用是巨大的。当经济活动扩张至国际社会，甚至形成经济区域化、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时，表面上看是技术进步、资本逐利以及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自然的经济扩张过程，然而这些经济过程的基础则是可靠的政治协调与合作。自然的、功能性的经济过程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因，但国际政治因素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方向盘，可以改变全球化的方向与进程。

当经济活动扩张至国际社会，甚至形成经济区域化、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时，表面上看是技术进步、资本逐利以及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自然的经济扩张过程，然而这些经济过程的基础则是可靠的政治协调与合作。

“全球化程度取决于政治基础，如果大国不能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种政治基础很可能瓦解。”

第四个不同，经济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是不同的。经济的逻辑主张是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而政治的逻辑在于为了战胜对手而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当安全与财富这两个目标相冲突时，前者重于后者，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防御比财富要重要的多”。中美关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如自由落体般恶化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逻辑变化——经济的逻辑让位于政治的逻辑。

学术界存在着关于全球化的三个幻想，即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就是“去国家化”以及全球化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一发而不可阻挡。这些全球化的幻想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中美关系产生许多误判的重要根源。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迄今为止国内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由经济学家进行的，而由经济学家主导的全球化研究存在着重大缺陷——过于关注经济全球化的自发的市场、技术动力，而忽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全球化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