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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全球经济的本质是政治协调与合作。早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开始，大国政治协调与合作就是其重要的政治基础。即便是中国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而且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尽管十分艰难，但却同当时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方向上大体一致。这种国家间行为观念上的共识，恰恰是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

经济学家习惯于假设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经得起科学解释，因而认为物理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原则同样可以拿来运用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并因此而忽视了广泛、包容性的方法可能更能接近于复杂生活的现实的潜力（可能）。自马歇尔尤其是萨缪尔森将高深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在主流经济学的观念里，那些不能够被量化分析的问题，便不是经济学问题。然而事实上，由于经济学逻辑可以排除某些重要的选择，不同的宏观经济模型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经济学研究很少能够得出符合社会现实的结论。欧美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的一则笑话，很能说明经济学研究的空泛或脱离现实：

“经济的历史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如同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计量经济学是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且说猫已经抓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奇怪：为什么那些认定全球化会一直从持续下去的人们，突然间开始研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问题。那么，这种概念是正确的吗？
在我看来，这些概念同样是缺乏政治经济学思考的产物。总体来看，自15世纪末开启的全球化进程虽有高潮、低潮，但却是不可逆的过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本质上是全球化分裂，即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共识，两者秉持着各自有关自由贸易的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分道扬镳。具体来看，现阶段的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分层化”“范围的区域化”和“内涵的分裂化”。

“规则的层次化”是美国要搞经济全球化的“去中国化”，试图构建一个或多个排斥中国的、由少数发达国家或周边国家、地区组成的更高市场规则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其本质，是要搞全球化规则的分层化。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区域化”，是指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全球扩散大大加快了早在本世纪初业已开启的产业链重构的进程，即投资、贸易的区域化或本土化，在此过程中，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安全等因素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经济全球化“内涵的分裂化”，是指曾经共同协调发展的金融、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在内涵上发生了明显分裂：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全球化的分层化、区域化发展态势的同时，金融全球化却依然如故，美元体系的逻辑与权力并未出现任何调整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霸主，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对其对外关系、战略的影响巨大。国内经济结构的脱实向虚以及美元体系在维系美国全球地位中的核心地位，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最符美国利益、也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因而，仅仅关注全球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不全面的。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美国对全球化的重构所体现的，正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当下全球化分裂的趋势中，功能主义色彩即自发的市场合作机制将原来越弱化，市场规则、制度协调、合作的特色将日愈明显。因此，中国不仅面临着对外贸易中的价格歧视，还将面临着规则歧视、制度歧视。这些都使得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面临的挑战更多，即不再仅仅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而是规则与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问题。这些都需要更高层面的科学、理性的政治决策。

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的综合研究

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是其内部事务的自然延伸。对美国的认知，对美国行为的认知，离不开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影响的深入分析。正如彼得·卡赞斯坦指出的那样：
“如果没有对国内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依然无法理解。”  

上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影响当今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进而撕裂美国社会，导致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并对美国对外关系政策的调整产生巨大影响。

我把美国近40年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称为“金融化”。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摆脱黄金镣铐的束缚，使得美国国内金融体系（规则）不断自由化、金融市场日益深化发展，以及美元体系全球扩张的结果，其内外一体的高度金融化发展的核心目的，就是维持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