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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缺憾，对美元体系及美元地位的分析出现误判。受到以往金本位制度价值稳定观念的影响，经济学家很容易把美元的价值稳定与否作为判断美元国际地位的首要因素，这也是不少学者认为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采取大规模“无底线QE”一定会对美元地位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原因。这种纯粹经济学的分析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1973年之后美元价值的波动已经不再是对美元信心及其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金融逻辑的改变，美元的内外价值已经成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向与规模、进而是确保美元体系顺利运行的重要手段；二是理论和经验证明，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性既包括经济学视角的多样性，也包括政治因素的必要考量。毕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直接相关。

具体来说，决定美元体系稳定与否的除了美国对外负债、财政赤字以及债务货币化等因素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即巨大的市场交易规模和网络外部性，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自由化潮流兴起以来显得更加重要。第三个因素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开放性、最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美国国库券作为一种通用金融工具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投资的流动性、便利性和安全性。经验证明，在过去200多年间英镑和美元作为前后两种主要世界货币，都拥有发达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高效且对非居民具有吸引力的金融体系。

相应地，那些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为基础的国家，如德国或者日本，尽管其货币在价值稳定的市场信心方面都曾有过良好记录，但却因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落后而削弱了它们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能力。

第四个因素是美元作为一种重要的“协议货币”的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这表明外国官方持有美元的目的或动机与市场因素无关，而是出于更为复杂的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动机，对确保美元地位采取配合、支持的立场。美国政府为确保美元国际地位所可能采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手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协议货币地位提升对于美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拥有在相当长时间内优于潜在挑战货币的权力。

第五个因素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它们为美元提供其他国家无法比拟安全性，美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的首选避风港。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关于美元国际地位未来的分析往往是负面的，但有关政治因素对美元国际地位影响的分析却往往得出更为积极的结论。这说明，对于美元国际地位的分析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学角度的思考，应该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个缺憾，在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没有系统性理论来解释货币竞争和货币权力。现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少参与货币国际化问题的讨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被更多地当作经济学问题，而非政治经济学问题来进行研究，即完全忽视了货币的权力特征与政治内涵，因而导致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和现实意义。经验证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本质，是拥有一种结构性权力，它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个方面决定的，仅仅靠一个方面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个缺憾，缺乏对货币体系非平衡性的认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体系从来就是一个层级系统，“体系制定者”与“体系接受者”之间的地位差距巨大，而且相对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货币领域中“体系接受者”转变为“体系制定者”的难度更大，甚至是大国地位或世界秩序变化的结果。由于货币相对于贸易更具有赢者通吃的非合作特征，这种政治协议作为国际政治力量失衡的表现，体现的是霸权意志，而非弱小国家的利益，因而相对于围绕贸易发展的政治协调，国际货币领域的政治协议更具有强迫性。

第五个缺憾，忽视对金融发展与国家崛起之间关系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格外重视英国的工业革命。但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基础上的，而在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金融革命——王权得到制衡条件下的中央银行信用以及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可以率先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事实上，除了西班牙人通过掠夺南美金银实现了短暂的辉煌之外，后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作为强国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经历了金融革命。金融发展对国家崛起的影响，主要在于确保崛起的可持续性——通过金融市场运作，利用别人的资金、资源实现国家崛起。历史上，尚无仅仅依靠自己的储蓄、储备实现可持续崛起的案例。
这些经验教训，对于现阶段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中国而言，意义格外重大。

五、加强对1500年以来尤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兴衰过程中“挑战国失败”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