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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或ZF部门，整个中国洋溢着一股“如何成功”的强大氛围，国家层面在探讨崛起，社会层面在琢磨怎样会有良好的个人发展。然而，正如一个社会只有激进力量而无保守势力一定会出现重大失衡或剧烈波动一样，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如果不认真借鉴、研究那些曾经的失败案例，便无法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要知道，正是无数挑战者的失败造就了霸主的崛起，倘若只去研究大国崛起的成功而不去认真探讨挑战者为什么失败，没有人可以保证避免重蹈覆辙。

所以，必须加强对“挑战者失败”或者“崛起中断”问题的研究，包括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气质、社会结构、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对外战略的设计、制定与实施、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以及它们与在位霸权国家的互动、博弈，等等。尤其需要思考和研究“挑战国失败”的共性，我称之为“挑战国陷阱”——主要体现在面对在位霸权者的全方位遏制、打压，挑战国不得不通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动员全社会的资源予以应对，进而忽视、牺牲了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最后导致国家崛起中断。

我认为，相对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针对如何避免“挑战国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提供智力支持。这同加强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样刻不容缓。

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体系构建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但同时，我们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摆脱“中国中心史观”的局限，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大国关系的演进历程。中国历史经验与叙事，是以中央帝国即“天下”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为特征的，而非欧洲历史上沃勒斯坦式的“中心——边缘”的帝国兴替模式。

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体系构建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但同时，我们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摆脱“中国中心史观”的局限，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大国关系的演进历程。中国历史经验与叙事，是以中央帝国即“天下”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为特征的，而非欧洲历史上沃勒斯坦式的“中心——边缘”的帝国兴替模式。中国历史叙事天然地具有一种自我中心、对外界变化不敏感或者忽略外围（在）世界的特性，这对于我们理解欧洲帝国兴替的“中心——边缘”模式造成不小的困境，需要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予以克服。

二是超越后发展的局限，汲取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学理论大多是基于自身历史经验、传统以及现实需求所产生的综合性成果。作为处于崛起过程当中的中国而言，如何既根据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其现实需求，又超越自身赶超过程的局限，汲取发达国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紧迫而艰巨的课题。

三是必须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当做一种能够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起来的学科，并构建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这些学科综合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实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针对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全面封杀战略”，中国必须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其核心是调整过去40年以“门槛式”开放即市场准入为主的做法，以规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为主要方向，目标是促进建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新的包括市场需求、金融发展以及更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优势。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不仅关系到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更意味着经历四十年的先期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新一轮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长远战略布局。

“双循环”新格局的本质是改革，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内，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对外，如何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一句话，我们应该将“双循环”提升到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度，才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而且，相对于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更加不利。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关系就由一场商业性摩擦转变为一场全方位的大国博弈。同时，疫情加剧了未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