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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关于下一步需要怎样的对外开放？是在新形势下依旧坚持过去的开放模式或路径，还是通过调整、改革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理性的思考。

首先，在我看来，只有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能在严峻的新形势下真正发挥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效果。目前，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是遏制中国崛起那样简单。我们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研究还非常不够，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单极世界”理念是在其成为世界大国之后即具备硬实力之后才具有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美国的“单级世界”理念是从清教徒移民美洲之时便开始形成，拥有了所谓“山巅之城”的理想，这是美国不同于以往霸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再加上它具有同前苏联进行长时期冷战的经验，这些都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简单的遏制，而是一个带有时空性质的“全面封杀战略”，即纵向或历史地看，它试图迫使中国返回到1978年之间的闭关锁国状态，在横向或地缘政治上，它企图将中国封锁在欧亚大陆上无法扩展，两者结合就是使中国的崛起中断。

对此，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必须以更具远见卓识的魄力和战略雄心，对美国的图谋进行反制。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避免走向任何可以导致“自循环”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道路的重要背景。

同中国的现代革命一样，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走的也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渐进式道路。以往，我们对“渐进式改革”的认知比较深入，但对“渐进式对外开放”的认识是不充分的。目前，重要的问题在于对现阶段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现实场景有一个客观认知。四十年来，中国内外经济循环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的，而且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再逐渐走向内地，主要是为了规避外部经济循环对当时国内经济体制、政策的冲击。到今天，事实上内外循环之间依然是分立的，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贯通上的障碍。因此，实施“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就在于逐步打破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分隔地带。这里既有内部深化改革的课题，也有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课题。

当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两头在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浓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在中国就地加工后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是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步骤。但历史地看，由此导致的路经依赖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虽然这种对外开放路径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但也无疑延迟了某些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甚至有些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反而成为我们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如政府补贴、国有银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资金支持等，并因此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发生比较大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成为它们一致反对和攻击我们的口实；二是大循环战略虽然有力地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起飞和发展，但对其他产业部门尤其是国内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迟滞作用，换言之，正是因为相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制造业生产及其产品对产权保护、产品信息透明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不高，契合了中国原有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导致我们更习惯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包括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等，都是在这条道路的延长线上，而金融业、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将越来越阻碍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可持续。

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是内生性的要求，不是外生的。

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是内生性的要求，不是外生的。

当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两头在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浓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在中国就地加工后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是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步骤。

当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两头在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浓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在中国就地加工后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是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步骤。

但历史地看，由此导致的路经依赖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虽然这种对外开放路径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但也无疑延迟了某些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甚至有些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反而成为我们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如政府补贴、国有银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资金支持等，并因此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发生比较大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成为它们一致反对和攻击我们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