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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时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读到了看待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讨论到发展问题时，我们已经习惯了“从‘经济’角度集中注意收入和财富的首要地位”。我们关注经济指标的变化多于关注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是否享有自由。而阿马蒂亚森拓宽了自由的定义，认为应该将自由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且它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讨论发展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发展的目的为何。这就是在该文献的第一章中提到的故事所要借以说明的问题。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获取财富，而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充实满足，更加自由的获取我们所需的物质、基本权利等等，而财富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现在的实用评价体系仍旧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而这个角度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们的满足感与收入和财富并不是标准的正比关系。所以，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GDP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如果我们从简单的心理满足来看待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社会中所有人总效用的最大化，那就像是对人们的追求做了一个预算约束，限制了可能的更为深远的发展。并且，这样的总体最优很显然的忽略了社会福利的分配，由此带来了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和公平问题。另外，它不考虑自由、权力等，因此，一个经济中大部分人都是要求很低、易于满足的奴隶时，最优是很容易实现的，那么,它比大部分人都是追求高质量生活、不易满足的自由人的经济要好吗？
如果我们追求自由权的程序，就忽视了其所带来的后果。这一观点的代表人是哈耶克。他把自由定义为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我的理解是，这是从否定的角度来定义，即认为受到限制越少，自由越多。而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定义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从罗尔斯正义理论来看，阿马蒂亚森森认为，“自由权优先”的观点将某些价值要素“绝对地”优先于另外一些价值要素，这是不应该的。也就是说，即使法治完善，人们享有充分的法治自由，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实际的发展目的。而其实在我看来，“自由权优先”不算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却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在保证自由权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考虑更多其他对于发展十分关键的问题。
与以上视角不同，阿马蒂亚森首先拓宽了自由的定义。他认为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具体的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所以，自由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受他人的任意强制,在这个基础上，更意味着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没有基本的权利）,我们就不能说他是自由的,尽管他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其实，现代印度依旧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种姓制度早已被废除，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上等级的概念已经固化。那么，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们虽然没有受到行动上、语言上等等的限制，却没有权利享受上层社会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例如同等的教育水平、同等的工作机会等等。我们知道，虽然政府一直努力改变等级的限制，但是印度的有钱人基本上仍然都是高种姓。那么，那些出身“贱民”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应该从实质自由出发，也即保证经济中每个人的可行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发展的目的，保证每个人拥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想要的。
我用以上的发展观点来简单分析一下我国的发展政策。我们党所确立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用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来看，则显得相对浅显。“共同”是从公平角度出发，注重的是结果均等，“富裕”强调的是收入与财富。则这个政策的实现，仅仅满足了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发展观。因而这个政策的提出在我看来更多是出于政治需要，是对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公平首位思想和在当时特定背景下对财富的渴望的一个响应。而具体实施中，我们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而选择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际措施。这样，在这一政策实施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确实有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却也如预期的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而“先富带动后富”又由于这个差距所带来的权力不等而难以实现。我们看到，先富的人往往拥有的不止是更多的财富，也是这些财富能够换来的更多的权利、更多的机会。这样看来，阿马蒂亚森所定义的自由缺失，就是穷人难以跻身富人行列的根本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用 “权力约束”来解释这一问题。
所以，思考真正利于发展的政策，似乎应该给予经济中每一个人充分的能力去获得他想要的。这种广义的自由需要依靠民主来实现，即我们确立下这样的制度，来迫使掌权者考虑到大部分人的选票，进而考虑到他们的所需所求。在我国，民主制度仍需要不断完善，来保证真正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的可能吧。
在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对比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体现的思想，可以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差别。哈耶克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政治自由是将自由的原始意义适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群体而形成的一种集体自由,而集体自由不等于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也毋须以享有集体自由为前提。因而民主政治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一个政权,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管理经济体系的话,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体所曾做的一样完全破坏了个人自由。”正所谓一个人可以通过投票或缔约的方式而使自己处于奴役状态。而阿马蒂亚森认为,“参与至关重要的评值与价值标准形成的自由,属于社会存在的最紧要自由。”人们通过行使政治自由权利,会促使政策更有可能对经济需要做出回应；而且公开地讨论、辩论和批评以及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公民政治自由权的体现) ,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什么是社会所需要的也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在考虑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因时，阿马蒂亚森也同样注意了权力。从这个角度出发，贫困、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是因为权利约束而产生的。我认为权力约束虽然不是全部的原因，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当下，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富国因为其经济地位，可以在国际上更容易的获得权力。而穷国的声音往往被忽视。所以，我认为，在国际范围，或者是在国家范围内，权力约束都使得相对落后地区缺少同等的机会来获得所需要的物资等等。
阿马蒂亚森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在中国，城乡采取的制度差异本身就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更是大大限制了乡村居民的自由，使他们失去了相等的权利。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分离导致了许多的问题。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有时甚至变成了一项特权。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农村有其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障体系，即他们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我们同时应当承认，这样的保障体系不足弥补农业产量衰退的时候农民食物权利丧失的损失。况且类似医疗保障这样的服务，也不是家庭保障体系能够提供的。所以，是否应该解开城乡束缚，解开户籍限制，来获得阿马蒂亚森所定义的自由，来消灭目前普遍存在于乡村等欠发达地区的权力约束呢？
因为阿马蒂亚森对贫困、饥荒等的关注和解答，索洛称其是“经济学的良心”。虽然阿马蒂亚森的思想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却是第一次觉得经济学可以不显得那么残酷，不是一堆没有感情的数字和指标。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视角更加的包容，虽然这更加难以实现，却让我们对发展问题有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思考，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发展的目的，而不至于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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