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经济学（考试方式与学习效果，396楼，11.4更新）

一定要顶 支持啊

好多小文章啊，看看

餐馆里的碗与书店里的书


今天到“美味园”快餐馆吃快餐。笔者在一端的柜口付了钱，后面紧跟着两个女孩，她们要了一碗饭，又向服务员要一个空碗。服务员说：“我们这里的碗要收钱的，一元一个。” 笔者以前也到这家餐馆吃过饭，知道他们的规定：用餐者每人一碗饭，每碗饭一元钱，饭量比较大的人一碗饭不够吃，可以拿了碗到指定的锅里添饭，添饭是免费的。

原来服务员怀疑她们会利用空碗添饭，避免一元饭钱。打算付钱的女孩说：“我一人吃不了一碗饭，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就够了。”服务员仍然不相信，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服务员坚持餐馆规定：多要一个碗，就得多付一元钱，否则就不给空碗。女孩坚持：“我们可以不要空碗，但我们半碗饭打包，可以吗？”服务员“理论”不过她，只得用纸盒给她们打包了半碗饭。两个女孩，一人用碗，一人用盒，不无得意地，脸上带着胜利者的表情，欣然坐下用餐了。

从经济角度来说，市场里的交易只要是买卖双方自愿的，就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哪一方得到的好处多一些，哪一方却得到的好处少一些，却不是事先就能够确定的。餐馆的饭以每人每碗算价，添饭免费，但“每碗”并不能精确代表饭量多少。如果从精确的角度讲，以每粒饭计算价格就更精确，可惜这样的算法代价太大，所以天下没有饭馆以粒为单位计算饭钱。以碗为单位，食量大的可以吃完再添，不用再加钱，当然乐意。食量小的，如前面两位女孩，每人只需半碗饭，就不乐意了。

按照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的观点，在交易过程中，要完全界定一件商品的属性与权利，代价将十分高高昂，在交易过程中，许多商品属性与权利事先并没有完全界定清楚，将被置于买卖多方组成的“公共领域”中。简单如快餐馆里的一碗饭，由于精确地按量计价太困难，代价太高，于是，每碗饭含量多少的权利被置于了买卖双方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

那么“公共领域”里的商品属性与权利是属于谁的呢？具体是怎么样配置的呢？一般来说，哪方对商品属性与权利的影响更大，哪方获得的属性与权利也将更多。从界定商品属性与权利的角度看，哪方比较方便，哪方获得的属性与权利也将更多，反之则反是。

比如一般的新华书店主要是用来卖书的，不像图书馆主要是让人看书的，但消费者买书往往首先需要进行挑选，选择喜欢的书本才会购买。书店要判断消费者是“只看不买”还是为了买书而挑选，是件困难的事情。不像快餐馆，只要你打了菜，就可以用“一碗一块”的方式对用餐者所吃的饭进行收费。界定消费者是“看书”还是“挑书”的困难程度，远比界定米饭用途来得高，所以，书店往往允许消费者免费看书，而快餐馆往往不会让消费者免费吃饭。

在生产领域，“公共领域”中的属性与权利，从产出与收益的角度看，道理类似，往往是对产出与收益影响更大的一方，获得的商品属性与权利越多。一般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除了物质资源外，往往还要投入各类人力资源，由于对企业产出与效益的影响不同，各类人力资源的报酬方式往往不同。像文秘类员工，往往采用固定工资的报酬方式，因为这类员工对企业产出与收益影响较小，一般情况下，无论企业利润大小，文秘类员工的收入变化不大。而销售人员的报酬方式往往采用销售额分成的报酬方式，因为影响企业产品销售量与销售额的，有产品本身的因素，也有销售员能力与态度的因素，两者均会对产品销售产生影响，销售人员对企业销售与利润的影响往往大于文秘类员工，所以对销售人员往往采取分成的方式，让其分享一定的企业利润。企业家对企业生存与利润的影响往往比销售人员更大，所以现实中企业家分享企业利润的份额往往比销售人员更多。

生产与消费领域中，由于界定成本的影响，商品与服务的属性与权利，往往不能事先精确地确定，往往有部份属性与权利置于由多　方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对被置于“公共领域”中的属性与权利影响更大的一方，将获取更多的属性与权利。这种影响能力的大小就是各方比较优势的体现，具体而言，那一方对“公共领域”中的净利（收益减成本）影响更大的，那一方将获利更大。在收益一定条件下，具备成本比较优势的一方，将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成本一定条件下，具备收益比较优势的一方，将获取更多的利益。

比如买一台电脑，我们买回来的，往往只是使用电脑权利的一部份，诸如能不能包退、包换、包修，能不能提供售后服务、提供售后服务种类的多少等，这些权利往往被置于“公共领域”之中。由于买者在电脑知识方面往往不如生产商与销售商，所以，买方享受售后服务的权利往往界定给卖方。由于品牌电脑生产商，往往比零售商在电脑部件质量、各部件之间能否兼容等方面，具备更专业与全面的知识，识别修理电脑水平与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所以，品牌电脑往往提供多种售后服务，而个人电脑商所卖的组装电脑往往不提供售后服务，即使偶而有少数提供售后服务的，服务的类种也往往不如品牌电脑来得多。

在本人看来，经济学消息报上很多文章比很多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强，可惜在大学或研究院，经济学消息报发的文章什么也不算

Lz对生活经济学的热爱让我很是佩服啊，而且还花了那么大经历来发帖，所以必须顶一个。虽然我还是个初学者，但是我总觉得lz对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分析的主要还是侧重了个别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想LZ这样的高人，还是希望你对提出一些引导性的内容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呵呵，是不是要求有点过分啊，呵呵

请客送礼与医疗改革

看病治病是咱老百姓日常生活非常关心的话题。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近年来，政府动了许多脑筋，出了许多政策措施。从这些政策措施的思路看，主要是扩大医疗保障覆盖人群的范围，增加国家医疗投入费用，而在降低医疗行业准入限制，开放民营医疗市场方面的力度似乎不太大。如何从经济角度看待医疗行业改革行为？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指出，一件商品或者一样服务的买卖，从花钱者度看，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花的是别人的钱；从受益者的角看，可能为自己花钱，也可能为别人花钱。把花钱与受益的情况组合在一起，就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比如你到超市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元钱都尽可能合算。

第二种是你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比如你为女友买生日礼物。你也有愿望省钱，但钱花得划算不划算要以女友的喜好为标准。

第三种是你为自己花别人的钱，比如可以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有强烈的愿望使钱花得尽量划算。

第四种是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比如用可以报销的钱为别人的用餐付费。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着如何省钱，也不会有强烈的愿望让别人吃得尽量满意。

医疗服务的享用与支付，同样可以用上面的思路进行分析。近年来，政府进行医疗行业改革，扩大医疗保障人群范围，提高医疗服务投入，花的不是政府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往往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广大老百姓看病，这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四种情况。这就好比你要请客送礼，用的却是别人的钱，你既不会考虑如何省钱，也不会太在意别人用了这笔钱是否满意；对政府而言，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也不是给自己花的，既没有激励考节省纳税人的钱，也不会关心病人看病的效果。

对享受医疗保障的人而言，花的是大家纳税人的钱，看的是自己的病，这就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三种情况。此情况下，你会很关心自己的看病效果，但与你自己花钱看病相比，你不太会珍惜你所花的钱。于是，过度医疗的现象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某些预算约束较弱的人，就更是如此，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某些高官“泡病号”的现象，这就是主要原因。

以上仅仅从花钱与受益角色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医改的思路与措施，如果从看病所需信息与纳税过程的角度看，目前的医疗改革也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众所周知，税收从个人手中到政府那里，中间需要经历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皆需花费人力物力，税收项目越多，税收额度越大，收税的费用就越高。而且，政府对广大病者的病情了解程度，不可能比个人对自己的病情了解来得清楚，要让没有信息优势的政府替代广大病人制订一个准确的医疗支出范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从行为激励、税收环节与信息优势的角度看，目前政府实施的扩大医疗保障人群的医改思路与措施，存在激励不足，信息劣势，费用过大，效率偏低的问题。就激励方面而言，如何让广大老百姓医疗服务消费方式，从“花别人的钱为别人买礼物”与“花别的人的为自己买礼物”，转变为“花自己的钱为自己买礼物”，是政府在医疗改革中必须考虑的，唯有如此，方能提高医疗服务的激励与效率。

从行业准入与消费激励的关系看，如果政府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的同时，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医疗行业的市场门槛，动员更多的民间资源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一方面能提升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政府医疗投入费用，提高病人“花自己的钱看自己的病”的比例，降低“用别人的钱看病”的比例，提高医疗服务激励与效率。

观察的很细致嘛   蛮有趣的

支持楼主！！！我一直在看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非常不错，非常感谢

谁给了“神医”们生长沃土？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加，人们对健康需求增加。另外，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日益增多。两个因素夹击之下，养生需求随之红火。

不幸的是，养生骗子也随之层出不穷。前面是出版《是药三分毒》的“刘太医”（刘宏章）、《无毒一身轻》的林光常，被揭穿骗人老底后锒铛入狱。近来，又有“神医”张悟本，“神仙道长”李一的轰然倒塌。“神医”不绝如缕，道理何在？

现行医疗服务体制是“神医”的沃土。现行医疗服务体制的显著特色是管办合一，政府主管部门既办医院，又管医院；政府既控制医院准入，又规定医生收入。

与其他行业一样，准入控制提高了医疗行业进入成本，减少了在位企业数量，引起了行业垄断，降低了医疗服务质量。政府规定医生收入，使得医疗服务价格无法准确反应市场供求现实，使得医生提供医疗服务激励不足。医疗服务下降，医生激励不足，可以在“药价虚高”、“过度医疗”、“以药养医”及“医生红包”等现象得到印证。

医疗服务与春节期间火车价格管制，两者十分相似。两个行业都实行政府准入控制，都在需求激增时，控制服务价格，使得服务价格无法准确反应市场供求现实。火车准入与价格管制，一方面减少了供给，提高了垄断程度，使得车辆服务质量下降；另一方面，票价无法准确反应供求现状，人们只能在价格之外，花费大量非生产性努力，诸如排队、走后门、甚至武力等，进一步引起车辆服务价值下降。为减少这种价值下降，车票黄牛党于是应运而生了。行业准入限制，供给无法有效提升，需求增加越激烈，票价控制得越低，控制价格与均衡价格之间差距越大，给黄牛党们的补贴越多，黄牛党便越盛行。

同样，医疗服务，一方面是准入限制，供给无法有效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其需求激增，医疗价格却由政府为人控制，不能灵活反应市场变化。于是，医疗行业的黄牛党——张悟本、李一等等便应运而生了。这一方面导致医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导致诸如 “以药养医”、“药价虚高”、“过度医疗”、“过度用药”等方面的服务质量下降。两个方面均降低了正规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相对优势，于是“神医”们便乘虚而入了。与春节期间车票黄牛类似，行业准入限制，供给无法有效提升，医疗服务需求增加越激烈，价格控制越低，对“神医”们的补贴就越多，“神医”们在现行医疗体制的盛情邀请之下，便粉墨登场、层出不穷了。

只有放开医疗行业准入限制，才能加大医疗服务竞争，让市场价格灵活反应医疗服务供求。如此，方能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加大医疗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正规医疗服务的比较优势，减少对“神仙”的补贴，铲除“神医”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