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想要把经济学置于广阔的理智背景中，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文化现象。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哲学对一般知识性质的认识，否认探究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否认现代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他们从多维视角对经济学的考察，虽为经济学科开拓了“巨大而有益的研究领域”，但由于其自身论证存在很大困难，因而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并不构成真正有效的挑战。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修辞学；文学批评
科学哲学探讨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具体学科的方法论，自然与之关系密切。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家，如马克·布劳格，通常把经济学方法论看做现代科学哲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在此之后，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主流科学哲学家在经济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弱。其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遇到诸多难题，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另一个原因是反对派的兴起，即对经济学的修辞学分析、文学分析、社会学分析以及其他“后现代”分析越来越流行，形成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巨大挑战。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论者借助来自实用主义哲学、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证据论证，不存在绝对确定的知识，不存在知识的可靠“基础”，也不存在通向知识的特殊通道，因而以有特许权的知识来源观念为基础、力图确立探究经济行为之规则的传统经济学方法论是不可能的。
后现代论者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家有很大影响，后现代论证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探讨多元化发展趋势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一些相关译著陆续问世。本文将先概括介绍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然后考察其有效性问题。
一 后现代论者的思想来源：罗蒂的认识论批判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在该书中，罗蒂对认识论进行批判，论证不仅关于知识性质的特定理论是错误的，而且试图提供一般知识论的整个方案以用于裁决特殊知识主张的努力是个错误。罗蒂力图表明，传统哲学“可以把握一般知识的性质，并能够依据这个‘把握’对其他领域(无论是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的知识主张进行裁决”的主张是不适当的，它严重依赖于“镜式之心”的隐喻：“俘获传统哲学的图像是巨镜式之心的图像，它包含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并能够借助纯粹的、非经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表象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
罗蒂认为，传统哲学论证依赖于“哲学家对知识具有特殊通道”观念，而实际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拥有任何特殊的、绝对的知识来源。他争辩说，谈论作为自然之准确表象的知识是无意义的，因为这种谈论假定我们知道自然“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即我们可以获得特殊的知识来源。在他看来，甚至作为独特存在物的心的概念也由于特殊知识通道的不存在而被摧毁，因为“所谓形而上的‘意识’问题不多不少正好是认识论的‘特殊通道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抛弃“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的观念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寻找评价知识主张的真理性的标准是有用的”这个观念。
罗蒂建议我们用“有关谈话和社会实践问题”的知识观取代作为准确表象的知识概念。这意味着要抛弃“找到可资人们依赖的‘基础’，人们不应游离于其外的框架，人们必须接受的对象，不可能被否定的表象的愿望”。他论证道，寻找这种“哲学能够展示其‘结构’的永久中性的框架”，就承认一个无法辩护的观念：“与心相对照的对象或限制人类探究的规则，乃是一切话语共同具有的，或至少是有关特定主题的每一种话语所共同具有的”。相反，把知识看做是来源于谈话的产品，就承认它对支配特定谈话的规则和假定的依赖。而信念或知识的证明就变成了社会现象，真理也就变成了无趣味的问题。对人类探究的惟一限制就是谈话的限制。哲学的任务就变成维持谈话的进行，而不是寻找客观的真理：谈话是“知识在其中得以理解的最终背景”。因此，哲学家的角色是治疗学家，而不是法官。我们后面的论述将会看到，罗蒂的这些观念是后现代方法论论辩的主要思想养料。
二 经济学的修辞学和经济学方法论 在后现代主义阵营中，迈克洛斯基是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批评者。在《经济学的修辞学》一文中，他要求经济学家正视他们的方法论见解和他们的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他认为，“经济学家并不遵循他们的方法论所制定的探究法则。这也是一桩好事。如果他们确实遵循他们的方法论法则，那么，他们就要对人力资本、需求律、华尔街的变幻莫测、汽油的需求弹性以及他们通常谈到的多数其他问题保持沉默……事实上，经济学家在更为广阔的基础上论辩，而且应该这样做。他们真实的、平常使用的修辞技巧，即他们在头脑中或在会议室中论辩的方式，不同于官方的修辞学。”迈克洛斯基把官方的经济学修辞学称做“明确的”(explicit)修辞学。他争辩道，明确的修辞学是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和假说—演绎科学模型的混合物”。按照这种方法论，科学推理包含由可复制的实验产生的可观察的、客观的、能测量的事实和材料。其他论证形式应该被消除。与此相对照的，是暗含在经济学家实际论证中的方法论。经济学家运用许多论证，力图彼此说服，这些论证在他们的明确的方法论中是没有位置的。因此，为了理解实际进行的经济学探究作为基础的原则，我们不必着眼于经济学家的明确的方法论见解，而应该着眼于他们实际上如何论证、如何彼此说服。换句话说，为了理解经济学的性质，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看法，把经济学家看做是说服者，我们必须进行修辞学分析，而不是方法论分析。
迈克洛斯基认为，经济学家还明显使用比喻修辞法和文学手段，他们是“不言而喻的语言表演者”。经济学明显是隐喻性的，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许多隐喻不仅仅是装饰品。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是，经济学家寻求如何进行说服工作：他们所使用的文学手段和其他手段的性质如何?他们使用这些手段的方式是什么?正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经济学家需要注意文学批评。“对经济学来说，文学的功用是把文学批评作为自我理解的模型贡献出来……它的主要目标是使读者理解诗人和小说家如何达到其结果。经济学批评……不是给经济学下判断的一种方式。它是表明经济学如何达到其结果的一种方式。”
迈克洛斯基相信，如果我们接受修辞学观点，我们就开始从交谈角度考虑经济学话语，这将引导我们运用更为广泛的标准去判断什么东西构成好的经济学。“在学术话语中，好坏的区分不在于采用特殊的方法论，而在于促成交谈的真诚而又明智的努力”。交谈是否顺利进行不是简单的方法论规则所能把握的，而是人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能够“轻易”认识到的。另外，专业领域的重叠足以使人们几乎能够确定相邻领域话语的质量。他论证道，存在维持标准的市场机制，而“考察重叠领域是编辑、学术鉴定人、研究专门小组成员应做的事情。正如博兰尼(Michad Polanyi)所注意到的，重叠的重叠使我们都保持诚实……无须哲学的立法或方法论的规整去保持理智机体的良好运转”。迈克洛斯基认为，他的论证使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话语的修辞性质，将会改进经济学家之间的交谈。经济学家应该抛弃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外观，使开放的经济学探讨更为从容自如：“如果经济学理解它自身的交谈方式——它的修辞技巧——也许它的某些神经质的行为会停止。”因此，作为批评家的方法论家应该让位于作为治疗家的修辞学家。
三 文学批评和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论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者是罗伊·温特劳布。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费什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批判。费什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文学批评领域的建构主义立场。在文学批评中，“理论”关注文本解释意义的性质和来源：文学文本的意义来源究竟是文本还是读者?费什的回答是：二者都不是。意义是由解释的共同体产生的，而解释的共同体由分享解释策略的那些人构成。他断言文本不可能是意义来源的依据是读者在一个文本中所看到的东西不“在文本中”，而“总是人们对文本施加的解释模型的一个功能”。由此可以得出，“作为独立于解释并在理论上对其经历负责之存在物的那个文本不再受到重视，而让位于作为我们解释活动之结果的诸文本”。我们并非先阅读一个文本，而后依据某种策略对它加以解释，相反，解释的策略决定了文本的状况。另一方面，如果文本不是意义的来源，个人也就不是意义的来源，因为解释策略是“共同体的特性”，它使相关共同体个体成员的意识成为可能并对其进行限制。认为个人脱离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个人所能考虑的想法和它所能进行的心理操作在某个解释共同体中有其来源，他同样是那个共同体的产物”。因此，对费什来说，文本和读者都不能脱离解释的共同体而存在。因而意义既不是主观的(完全依赖于个体的读者)，也不是客观的(产生于给定的文本)。“一个解释的共同体不是客观的，因为作为特定目的和目标的利益束，它的观点是有偏见的，而不是中性的；但恰恰由于相同的理由，由解释的共同体所产生的意义和文本不是主观的，因为它们不是产生于孤立的个人，而是产生于公共和习俗的观点。”在不假定文本的稳定性情况下，解释的稳定性很容易得到说明：它是解释的共同体之稳定性的结果。
费什的文学批评理论批判直接影响了温特劳布的经济学方法论批判。温特劳布区分了大写的方法论(Methodology)和小写的“方法论”(methodology)，认为前者是规范的事业，而后者则指的是“方法论话语”，是经济学家们有关他们进行学科训练的方式的讨论。他依据经济学中的“大写的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中的“理论”之间的明显对应，论证某些简单的置换能够把对前者的定义转换为对后者的定义。他说道：“我们以‘理论’意指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特别的方案：通过诉诸对一般解释的说明，力图支配对特定文本的解释；我们以‘大写的方法论’意指经济学中的一个特别的方案：通过诉诸对一般推理的说明，力图支配对特定经济理论的评价。”温特劳布坚持，经济学论证始终应该从经济学内部得到评价，运用经济学论证进行评价，绝不应该用来自经济学之外的“大写的方法论”论证进行评价。他还声称“不存在完全撇开经济学活动的立场，能够教导对经济学活动的思考”。为了支持这个论证，他引述了费什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理论不可能指导实践，因为它的规则和程序都不过是来自实践史的概括(而且只是来自该历史的一小部分实践)，而且理论不可能改良实践，因为理论并不是无偏见的，它始终渗透着利益，并把某些局部的、特殊的和党派性的利益要求上升到一般概念状态。”
温特劳布把“大写的经济学方法论”看做逻辑实证主义观点在经济学领域的延伸，并由此把它看做是基础主义认识论的过度生长：“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关于经济知识的断言并不比关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和生物学现象的断言更缺乏认识地位，或更缺乏真理性，在他们相信存在科学的知识断言可以在其中得到辩护的特殊框架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实证主义者。”这种基础主义的思考是“大写的方法论”的基础，它促使经济学家相信，“大写的方法论家的论证能够对实践有影响，能够导致一种做经济学的更好方式”。温特劳布还考察了实践中使用“大写的方法论”论证的方式。他指出，凯恩斯对丁伯根的攻击是基于某种“世界观”，后凯恩斯主义者(如卡尔多、戴维森等)有关一般均衡论的“批判性见解产生于经济学‘之外’的观点”，萨缪尔森求助于从物理学家布里奇曼那里接受的“操作主义”，米尔顿·弗里德曼求助于他自己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温特劳布本人的论证则依赖于这个假定——存在一个所谓“经济学”话语共同体——因为他明确区分了从经济学内部对特定经济理论的批评和出自外部的批评。
四 后现代主义论证的有效性质疑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后现代论者的方法论批判的共同主题是：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是特定的共同体的特性，而且它必须被理解为是依赖背景的。因此，不可能存在独立于掌握知识的共同体之标准和价值的可靠知识基础，从而也不可能存在超越话语共同体的客观的、绝对的知识。正是由于知识的社会性和约定性，因而对一般知识的性质的探究是个误解。罗蒂把这些观念运用于哲学，试图削弱认识论观念的基础。费什把它们运用于文学批评，试图削弱文学批评中的“理论”观念的基础。其他后现代论者则试图把它们运用于一切知识领域，从而削弱各门具体学科的方法论观念的基础。以迈克洛斯基和温特劳布为代表的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论者借助来自哲学、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证据直接批评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企图用修辞学分析或话语分析来取代经济学方法论。那么，他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的有效性如何呢?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是20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想要把经济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理智背景中，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文化现象，必须认真考虑后现代主义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挑战。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现代主义观念确实更容易使经济学家接受这样一套理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把逻辑的严格性看做高于经验的相关性，并且它对封闭的模型和内在的一致性的欲求往往导致经济学家只接受合理性概念，而排斥行为的一切其他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观念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能够拓宽我们的视界，使我们意识到做经济学的另类方式。另外，从实际情况看，迈克洛斯基强烈要求关注经济学性质的人们研究经济学家实际说服他人的方式，这个要求引发了经济学中的所谓“修辞转向”，开启了巨大而又有益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学者从修辞学、文学批评、语言学和社会学视角考察经济学已经收获颇丰。当然，我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挑战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它否认方法论探讨本身却走得太远，面临不少困难。
首先，后现代主义论证与“常识”相悖，它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挑战存在常识方面的困难。“常识”论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方法论的挑战和怀疑主义对认识论的挑战相似，尽管它的“知识与特定的话语共同体有关”和“所有证据都依赖于概念框架”观点无法驳斥，但可以被忽视，正如怀疑主义可以被忽视一样。因为，尽管知识确实是在社会中建构的，而且我们有关经济事件的许多知识确实被作为特定的话语共同体成员的我们所信以为真的东西限制，但论证不存在经验证据这回事却走得太远了。后现代主义论证不再把所有知识看做在种类上是相似的，但在实践上这不是事实。经济学知识包含明显不同的陈述，这些陈述的确定性程度不同。但在许多情况中，认为客观经验知识当然存在对实践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当代经济学知识和经济思想史以及来自哲学和任何其他相关学科的观念，探索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并尽量概括经济学知识进步的方式。尽管这种探究的结果将总是多少保持着猜测性，但在原则上不存在它们不应该作为方法论规定的基础而被使用的理由。
其次，后现代主义论证中的“共同体”概念的界定存在困难。尽管我们确实感到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当我们力图证明与这种共同体有关的知识主张的正当性时，就会产生话语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如何确定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共同体的界定对知识起决定作用。罗蒂把这个问题看做是“决定问题”，但实际上，这仅仅后退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必须追问决定的标准是什么。方法论批评者提供的答案是：我们并不凭我们自己的喜好随便界定话语共同体。在任何学术共同体中，都存在可辨认的话语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是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所熟悉的，而且能够被思想史家的回顾所认可。然而，这并不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把这种共同体看做明显可认识的“已确定的事实”，因为这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存在未被解释的“已确定的事实”这个前提相矛盾。如果我们简单地说，“有资格”的人们能够对这些共同体包括哪些人取得一致意见，那么，我们仍然必须解决谁有资格做决定问题，并因此处于无穷的后退中。
再次，后现代主义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某些批评无效。温特劳布断言，惟有话语共同体的成员才有资格对那些共同体的知识主张下判断，他在评论卡尔多和哈恩有关一般均衡论的争论中，指责方法论是一项愚蠢的事业，因为它假定方法论家对知识有某种特权，能够使用特殊的信息，这些特殊的信息是不研究哲学的那些“普通的”经济学家所无法获得的。②然而，经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温特劳布关于方法论家的这幅讽刺画是很拙劣的。实际上，认识论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同其他专家一样，都仅仅是选择专攻某些问题的那些人，而不是温特劳布所描画的那种对知识具有特权、具有特殊知识通道的人。方法论家从哲学角度提出他们的论证，也许因为这样似乎在逻辑上更有说服力，使他们更有信心。许多经济学家也这样做。在这方面，方法论家并无特权地位可言。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指责经济学方法论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经济学家并不对数学家的批评置之不理，为何一定要拒绝来自哲学的批评?实际上，正如齐曼所注意到的，随着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在边界出现，学科界限不断在变化，科学知识在学科边际领域越来越具有特别的生命力。经济学方法论正属于这种有生命力的学科边际领域，我们没有理由加以拒绝。另外，“大写的方法论”的批评者似乎把它等同于在经济学中取得成功的过于简单化的诀窍。换句话说，宣称理解经济学知识的某些东西等同于宣称知道如何去创造新的经济学知识。这其实是对经济学方法论性质的误解。正如依据利益最大化模型宣称理解市场行为的经济学家，承认他们无法就如何使利益最大化问题向公司提建议，方法论家也承认其目的不是教导如何做经济学。
由以上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对理论的“方法论”评价并不是一项愚蠢的事业。实际上，如果我们想对经济学理论的功过有建设性的讨论，我们就必须陈述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用于判定理论是否有助于我们达到那些目标的标准。换言之，我们需要讨论方法论。传统所理解的方法论，包括依赖于哲学甚或认识论的方法论，实际上仅仅是温特劳布所谓“方法论话语”，而不是所谓“大写的方法论”。那种认为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应该让位于修辞学或文学批评这类东西的观点，会引人误入歧途。更确切地说，后现代主义应该攻击的不是“规范的方法论”，而应该是“教条的、基础主义的方法论”。这样，它的攻击就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的方法论文献。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话语分析(文学批评或修辞学分析等)和方法论是互补物，而不是替代物，用话语分析代替方法论不能令人信服。 作者：杨玉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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