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Guobing She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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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bing Shen, Nominal level and actual strength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under TRIPS agreement ,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Vol. 3 No. 1, 2010
pp.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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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hen Bing bin ING SHE 讨论 论文 Shen Guobing

这是国内学者做的一篇论文。
各方面均有不少提升的空间。但作者所做的一些基本的工作还是值得赞许的。

这篇文章测算了中国实际的IPR保护水平。发现实际的IPR保护水平与名义的IPR保护水平（G-P指数）存在很大的差异。并用修正的IPR指数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动机
     随着TRIPS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且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期限逐步到期，有关IPR的争议将逐步凸现。一些理论也警示发展中国家不能就范，因为严格的IPR保护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如Ginarte and Park (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不宜实行较强的IPR保护；Maskus et al. (2005) 认为增强的IPR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它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的支持。Furukawa (2007)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论证了“严格的IPR保护通常更有利”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当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严格的IPR保护可以促进研发及经济增长。

这些不确定的理论推论需要有实证的支撑，但目前有关IPR保护程度的刻画，研究还不够。作者认为这是实证的第一步，相关的讨论，如IPR保护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IPR的决定因素，均需要对IPR进行较为准确的刻画。有过一些相关的研究，但它们主要从专利角度测度，如Rapp and Rozek (1990)从专利立法角度对各国的IPR进行刻画，并找到了IPR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但这个指标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指标分解过于粗糙，且不能反应现实的执行情况；

Ginarte and Park (1997)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第一个问题，即对指标得分进行了更细地划分，但还未引入实际的执行力度（G-P方法）；Han and Li (2005)引入了IPR实际执行力度，对中国实际的IPR指数进行了刻画，并估算出了中国1984-2002年的实际IPR保护水平（HL方法）。作者在这里对两种方法进行了边际改进，并将两者融合，估算了中国1995-2007年的实际IPR保护指数，并将其嵌入增长模型，实证检验IP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名义IPR
作者估算实际IPR的步骤为：首先估算名义IPR（对G-P进行修正，嵌入一些动态因素，从这可以理解为何G-P没有对1997的指数得分子项进行修正，是为了结论的可比性）；再估算实际执行因子（乘数）；最后将两者结合（实际为相乘方法）估算了实际IPR保护水平。

名义IPR方法遵从G-P指数。但作者加入了一些新的数据，以进行动态更新。G-P指数得分包括5个方面：保护对象；是否为国际IPR组织成员；失去保护条款；强制实行机制；专利保护期限。首先看保护对象，G-P（1997）覆盖的产品包括医药，化工，食品，植物和动物多样性，外科产品，微生物，和实用新型；1984年的专利法覆盖范围较少，但1992年修订的专利法将食品与饮料、化学品，医药纳为保护范围，但没有提供生物多样性的专利保护。

再看国际性组织。G-P（1997）只提供了三种，即1883年的巴黎协定、1970年的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1961年的新物种保护协定。作者新加入了一些近来的国际IPR组织。

失去保护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倒扣分选项，如果一国具有强制运用、强制许可，或取消专利。由于在中国专利法22条中要求专利具有可实际运用性，因而该项得分为0。1992年修正的专利法，且在专利法实施条例72取消了三年内的强制许可，因而该项得分1/3。在2003年实施的IPR保护条例取消了专利撤回（正式生效，其在第二次专利修正法案中已经取消），又可以增加1/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