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库兹涅茨倒U假说及相关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在该文中,库兹涅茨根据英、美、德等国家的历史数据,提出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动间关系的著名的倒U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当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时,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并持续一段时间,此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又会逐渐缩小,不均等程度有所缓和。库兹涅茨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增长是储蓄与积累的函数,而储蓄与积累主要来自富裕阶层,因此,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向富裕阶层倾斜是历史的必然。二是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早期,往往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落后的农村地区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并存,并且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农村内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大批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小的人口规模将逐渐缩小,而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人口规模在逐渐增大,从而将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这两个因素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库兹涅茨又指出,当收入差距过大时会有其他因素来抑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一系列旨在抑制高收入阶层收入过快增长和低收入阶层收入降低的法律和政策开始出台,如遗产税、累进税制及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将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二是人口变动。由于富裕阶层更倾向于节制生育,因而经过若干年后,将有固定比重的较低收入人口进入富裕阶层,从而使富裕阶层的收入份额减少,这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技术进步创造出许多新兴行业,新行业的出现将使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变成高收入人群甚至是富裕阶层,使来源于旧行业的财产和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降低,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库兹涅茨提出倒U理论后,这一假说成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中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核心,吸引了众多学者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刘易斯和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支持库兹涅茨假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后续的很多研究都借鉴了他们的理论框架,并从城市化的角度证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成立。罗宾逊借鉴两部门模型,利用对数方差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证明了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存在,并将其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条必然的规律。还有一些学者借鉴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代际间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证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动间存在的倒“U”型的关系。事实上,就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古典学派认为,由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储蓄倾向高,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大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现代经济理论则认为,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有利于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可减少社会的不稳定性,刺激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一些学者试图将这两种观点统一起来,指出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也是一个从以物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逐渐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因此,收入不平等的拉大有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力资本逐渐替代了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这样,收入的均等化则有益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除理论分析外,大量研究集中在对倒U假说的实证分析上。一些研究利用各国的时间序列资料对倒U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一些学者利用对亚洲一些国家资料的研究支持了倒U假说,但这些研究的缺点是所用资料的时间跨度比较短。还有学者利用英国和美国长期的历史资料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倒U假说。研究发现,英国收入分配恶化的态势在19世纪中期开始得到改善,而美国则发生在20世纪初。由于受资料可得性的限制,更多的研究则是利用截面的跨国资料考察库兹涅茨倒U理论。然而,随着计量方法的改进,这种利用截面资料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是因为截面数据的分析依赖于两个非常强的假设:一是假设各个国家都是同质的,从而忽略了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结构、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差异,这样就把倒U曲线由一个动态的历史现象变成了静态的国别现象。二是假设倒U曲线所反映出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不被经济周期等其他独立因素影响。这些假设是非常不现实的。正是由于这两个假设,使大多数截面数据的估计结果对模型的形式和数据资料的选择非常敏感。因此,一些学者甚至严厉指出,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的、任何忽略国家之间异质性的截面数据分析都是无效。
二、我国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目前尚不具备出现倒U曲线拐点的条件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对此,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城乡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态势,在近期内不大可能迎来倒U曲线的拐点,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无论是用人均GDP还是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中下阶段。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2640元、15781元和4761元,折合成美元不过3300、2300和690美元左右。根据库兹涅茨倒U假说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这一阶段属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正是收入不均等程度不断扩大的阶段。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只是一个表面的因素,其背后隐藏的是这一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早期正是经济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落后产业与先进的现代产业反差巨大的阶段,同时也是各产业、各部门和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阶段,由此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而我国目前恰恰处于这一阶段。因此,如果单纯就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而言,近期是不可能迎来倒U曲线拐点的。
其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诸多因素中,有许多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变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个人资产的影响。从收入构成角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表明,家庭或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分布的不均等程度远远大于总收入和其他收入,这项收入在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的迅速增加必将拉大收入差距。统计资料显示,1985年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只有0.5%,到2007年则达2.5%。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与完善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项收入在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的份额将会继续加大,而资产性收入产生的“马太效应”必将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农村地区,除个人资产的影响外,土地作为农村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其影响也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分配基本上比较平均,但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及农村土地市场的日渐成熟,土地的集中将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也必然会导致农业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从而带来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存在制度缺陷和体制漏洞,从而为一些阶层通过寻租获取非正常甚至是非法收入提供了巨大空间。而寻租的群体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过快增长必然拉大收入差距,而且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寻租性收入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政府的税收与社会保障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税收政策而言,一些真正能抑制高收入阶层收入过快增长的遗产税、奢侈品的消费税等目前还没有开征。由于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过低、利息税采取普遍征收的方式,使其基本上起不到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就社会保障政策而言,政府针对低收入和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水平过低,保障范围过窄,因此,对缓解收入分配恶化作用甚微。
总之,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部门间、产业间及地区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且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体制上的漏洞及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缺乏力度,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迎来倒U曲线的拐点。
三、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有望在本世纪初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
虽然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离倒U曲线的拐点较远,但如果将城乡居民综合在一起考察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为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我国不断将大量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忽视了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结果造成巨大的城乡差距。改革开放后,虽然城乡差距曾经一度有所缓解,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差距又进一步拉大。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3.33:1,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理论分析表明,一旦城乡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必然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而这个差距恰恰是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一部分,并且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越大,人口流动引起的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份额就越大,相应地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就越大。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个差距的变化具有先增大后缩小的倒U型特征。这样,一旦人口流动引起的收入差距进入下降阶段,将有可能减缓全国居民总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甚至总收入差距整体出现下降趋势。已有研究显示,2001年以后,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引起的收入差距已进入下降阶段。这必将减缓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从2003年以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逐渐趋于平缓。二是作为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受地区差距的影响,我国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始终大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这一点已被众多研究成果所证实。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意味着收入差距大的农村人口规模将逐步缩小,而收入差距小的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渐增大,这必将有助于缩小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两个特征,在未来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引起的收入差距必将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这必将有助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缩小。此外,2002年以后,政府开始关注低收入阶层,关注农村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如,实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增加了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这些措施的出台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的缩小将直接导致全国居民总收入差距的减小。因此,可以预言,我国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在不远的将来会迎来倒U轨迹的拐点。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二是城市化的速度。三是城乡差距的变化情况。从目前的情况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加快。2003年以后,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速度趋于平缓。根据上述分析,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很可能在2015年前后迎来倒U曲线的拐点。
四、对策建议
大量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城乡内部收入差距依然保持不断拉大的趋势,距离库兹涅茨倒U曲线拐点的出现还较远。但由于我国整体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巨大的城乡差距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加之近几年快速的城市化,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即将迎来倒U轨迹的拐点。为加快倒U曲线拐点到来的时间及缩短拐点持续的时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控制两端,培育中间”,具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打破城乡壁垒,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体包括:逐步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取消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推进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主要包括: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普及推广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和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鼓励农户开展非种植业的多种经营,发展家庭牧场、养渔场等;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缩小贫富差距打下基础;各级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措施,在农村地区稳步推进公路、桥梁、铁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此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三是提高低收入或贫困阶层收入水平。主要包括:中央及省级政府应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针对不同的低收入或贫困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扩大城乡低收入人群的就业等。四是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建立和完善针对高收入者在收入和财产诸方面的全面、规范、有效的税收调节机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范行业收入,逐步降低一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水平;打击高收入阶层各类不合理甚至非法的收入。五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全面提高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大力发展银行、保险和证券、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私人创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全社会的终身学习机制。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周云波 来源:《经济纵横》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