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Juan C. Ginarte a, Walter G. Park （1997）

以上5个子项均来自各国的专利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的获得性。但它忽略了一些国别特征，如有些国家实行专利申请的事前反对，有些实行事后反对。如有些国家对于专利保护的规定较窄 ，这会引起专利潮，或引致对专利的策略性使用。一些国家不大习惯以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因而司法途径被认为是最后的选择方式。如果引入这些特殊性，需要进行全局的调整。同时也表明了这种计分方法的包容性并不是很强。下表是各国的IPR指数。

以上指数的构件将各个指标进行平均加权，有必要考查不同的权重组合，因为不同的研发者对IPR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也可以作为一个稳健性检验。作者检验的方法是考察不同权重对不同国家IPR排名的影响。作者进行了10种不同权重的处理，给某一项赋予40%或60%的权重，其它各项取平均权重。然后分别考察这10种变化与平均权重指数的秩相关（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系数。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不同的权重对于IPR排序的影响并不大，相关系数均不低于0.85。

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名义IPR与实际IPR的差别。对于法律条款的实际执行效率的刻画是比较困难的，但研究者需要从任何一些可能的线索中发现一些证据。首先，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发达中国家，因为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相关的IPR立法。而对于OECＤ国家，名义IPR可能存在高估。比较好的方法是寻找法庭数据，如IPR侵权案件的受理情况，相关执法人员的看法等，但没有这样的国际数据。一个次优选择是考查人们对于IPR的抱怨情况，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际执行与法律规定情况的差异。

作者找到的数据是美国企业对于国外IPR保护情况的抱怨数据，但这些数据集中于版权、商标、商业秘密，而不涉及到专利。有些企业抱怨这些国家的立法缺失，有些抱怨实际执行情况，对于日本的IPR执行较为不满，因为调查时的日本采取的是工业发展战略政策，只有当国内工业基础比较好，或没有日本企业进入的行业中允许国外企业申请较宽保护范围的专利。但总体上，作者认为名义IPR与实际的IPR保护水平还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执法的滞后，以及一些工业发展战略所带来的IPR保护歧视。

以上讨论主要是为了论证名义IPR的可靠性。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可以考察IPR在各个国家的特征以及发展趋势。从时间序列来看，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间IPR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15.5%）。但也存在较大的方差，原因在于1960年具有较高的IPR保护水平的国家增强的IPR保护，而较弱的国家维持不变或有所减弱；非洲国家的IPR指数较高，很大部分原于它们沿用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专利的覆盖与保护期限。

可以简单地看下IPR指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的IPR保护水平逐步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逐步减少，表明，IPR增强所带来的动态高效与静态低效更为明显；中收入且具有较慢经济增长的国家IPR保护水平在70-80年代出现了逆转，表明IPR与经济发展呈现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国家的IPR保护水平稳步上升。但相关分析的弱点在于它不能分离出因果关系，可能是IPR增强带来的动态收益大于静态垄断低效，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更能承担起IPR实施的相关成本，从而使IPR保护水平提高。而回归分析经过一定的处理有望得到因果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定因素
要做实证，一定要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这是一种生存技能。但这些模型背后的思想更为珍贵。如果是一篇实证为主的文献，计量方法前边的理论在于将回归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个系统里，并从理论上判断各个解释变量前面系数的符号。一国IPR保护水平的选择在于对IPR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强的IPR可以带动动态的研发激励，并会改善一国的双向交流（FDI，贸易及许可生产的流入）。

强的IPR可以带来一些成本，如静态的垄断低效，以及建立IPR系统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假定社会福利函数为： ，P为总体价格指数，Y为产量。IPR保护水平 进入模型的方式体现为它对P，Y的影响 ，其中 为其它影响价格与产量的变量。假设 ，表明IPR增强会提高垄断势力，价格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递减；对于产量的影响不确定（取决于市场扩大效应与市场垄断效应），但边际作用递减。令 为建立IPR制度的固定成本，且 。

社会计划的福利函数为：
，由包络定理可知：
，进一步可得：（前提是 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