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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
总的来说，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我们先看两个例子。
1727年3月，牛顿去世，伏尔泰亲眼目睹了牛顿的葬礼。牛顿所得到的礼遇，令他非常惊呀。遗体在火炬通明的寝棺上抬到威斯敏斯教堂，首相和大臣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的身后是一大队的送葬人群，盛况空前。牛顿生前荣耀极致，活到85岁，死后又象国王一样被安葬。（肖雪慧《理性人格——伏尔泰》）
据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在18世纪的欧洲引起轰动，千百万人求之若渴。这本高深莫测的哲学书一时竟成了王公贵族和公子小姐们作为时髦炫耀的手段。如果在没有普遍的哲学兴趣和理性主义熏陶的社会里，这样的现象岂非咄咄怪事。我想这种盛事在18世纪的我国不会出现，今天依然不会出现。
显然，纵使在科学天才中唯有牛顿和康德能获得这种的荣幸。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和人们心目中的祟尚大大不同于我国。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即基督文化。获得上帝的拯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便意味着进天堂，灵魂永生。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行文至此，我们不禁猜想：西方文明是否演生于此？即西方科技兴旺发达，是否从宗教中获得原动力？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斯.韦伯曾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因果关系。受此启发，我们也试图寻找西方科学的繁荣和勃兴在宗教中的含义。诚然，我们比韦伯幸运得多，不需要作长篇的论述，便一目了然。下面三段文字摘自《圣经.次经》中的《所罗智训》。
“他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各种元素是如何运行的；太阳的运行，四季的变化，诸多星宿以及年代周期是如何确定了历法。他教我们明白生物的本质，认识野兽的行为，风的力量和人类的思考能力，认识植物的种类及其根茎的药用价值。我学到了人们熟知的事物，也学到从前无人知道的事情，因为存在着的万物形成的智慧是我的老师。”
“我反复思考：献身于智慧便是永生。爱她便是无比幸福。做她的工作就是不尽的财富，有她的陪伴就是拥有正确的判断，与她交谈就是得到荣耀。”
“智慧单独活动，她也能成就一切。她能更新一切。尽管她自身永远变化。一代又一代，她走进圣洁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朋友和先知。上帝最爱的莫过于与智慧相伴的人们。”
细读这三段引文可知：第一段表明智慧就是当代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第二、第三段表明献身于智慧便能得到上帝的眷爱，因此灵魂永生并且今生也无比幸福和荣耀。因此从事科学研究，对基督徒来说，就能获得人生的最高价值。从而演生出科技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二、中国正缺失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下面们从两个方面论证此观点。
1、在中国文化信仰中缺失激励创新的动力
虽然在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机制。具体而言，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一种特殊的机制，象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一样，其中也存在类似的作用机制。即在儒家文化的默化的诱导下，官员为名留青史，立德立功，而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此中隐含一种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即一种内化的机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铸造了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仁人志士。中华文明也因之而不断向前发展。但这种机制不足以激励创新创造。
然而现在这种机制也消亡了，却演化成以金钱、权力、和肉欲为驱动力的机制。因此当今中国人样兽心兽行者，比比皆是，上至当权者，下至平民百姓。
总之在我国的文化和信仰中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2、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也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机制
当代中国是官本位的层级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西方政治活动家被称为政客，意味着欺诈和缺少诚信，是贬义的。而在我国被称为贵人、权贵、领袖等等，意味着前呼后拥，光宗耀祖。这种现实意味着国人习惯于屈服和听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在这种价值观体系中，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辛，如果能从寻租中猎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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