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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来向大家介绍我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过去的好几年当中，我一直致力于此，我希望对于像您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能够觉得有兴趣，听一下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我们是怎样来看的，特别是关于国民储蓄，投资、进出口、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听听我们的观点。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向西方来显示他们保留经常项账户的大幅余额和贸易顺差是有原因的，首先要讨论一下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然后评估一下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在此基础之上，我会对中国自1979年开放以来的经济进程，或者是发展路径给出一种解释。最后我将讲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步骤，一个就是生产者的知识，在选择西方技术进行创新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使用者的知识，在决定采用何种技术以及怎样消化这一过程当中的作用。
对于一个全面意义上的个人发展，一般而言是指对于一些任务完成能力的掌握，进而是指对于个人才干的不断发现和拓展。对于这样的概念，在西方的哲学家当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20世纪的贝克斯和约翰.琼斯，我想中国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也不会和他们大相径庭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国家的每一代人都必须被组织起来，为他们的人民不断找出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旧的问题，所以经济机制应该不断地为经济注入活力。如果这就是发展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满足下面情况的一种经济定义为高度发展的经济，那就是在这个经济当中，大多数或者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着解决新问题的活动，而新的问题正在持续不断地被发掘。这样做的人越多，或者是这些人参与的程度越高，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大家可能就会想，生产力是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呢？是或者不是。当然，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对维持基本生存是必要的，但是生存、生理上的舒适并不是真正的发展。人们获得基本需要的目的在于可以思考，并获得全面发展的一种潜力，所以生产力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生产力本身并不是可以创造发展的。如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更多的人获得令其发展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着发展的机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体制在促进它的发展吗？很显然，我们的回答必须是“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承担挑战性的工作，中国的经济组织具有大家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首先我是从曼德尔教授那儿听到的这种说法。中国的机制是不是给中国创造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不是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呢？是不是让更多的人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进程呢？是不是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现在做越来越有趣的，越来越有挑战性的，越来越有高回报的事情。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给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做出一个公设，假定中国的计划是由各种加总变量构成的，这些加总变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这些变量的构成可能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在微观层面上的偏好，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国家控制，可以是市场的，也可以是非市场的，可以包括出口、投资。我们从物质资本的思路中跳出来是有益的，这样就意味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以及学会如何用新的知识，国家或者是国有企业可以从国外购买技术，这是一种投资。
演讲题目：偶发危机的世界里的资产价格
罗伯特-巴洛：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2002年，从那以后已经到中国第四次了。所以基本上是不到一年就会来一次中国。我并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这个奖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神圣的仪式，让我想到在我8岁的时候，在纽约的卡内基大厅看到一家钢琴，当时在钢琴旁边的就是我，我母亲还有一个考官，在那次的钢琴考试当中我做的不大好，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中我表现的更好一些。
我想介绍一下现在我所研究的课题，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感到很激动，尽管就它的应用而言，可能不会是很迅速的政策方面的运用，我想在论坛晚些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谈一谈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尤其是涉及中国的问题，包括汇率的问题，我当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我用我的母语——瑞典语准备的一篇文章，我想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内容，还是用英语做这篇演讲。我想谈的看法是与资产有关的，这是我最近开始研究的课题。我想讨论的基本问题，包括它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1988年一篇论文，我想这篇论文被忽视了，当
首先，我想就20世纪举几个例子，谈谈我脑子里想到的低概率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些危机也使我们观察到各国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尤其是在一两年的时间，其中有些事件是影响到全球的事件，有些则是导致了经济的萧条和危机。我想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尤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说，以及欧洲人的视角来说，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我们看看，20多个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西欧、日本，在30年代早期大萧条的时候，他们的人群GDP下降了25％，而且是在两年内。而在美国下降的幅度在1929—1933年达到了31％。 如果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总是把战争时期，尤其是20世纪的战争时期，和经济的繁荣会加以比较。比如说在一战和二战，对美国而言都是如此。当我们想到战时的情况，我们可能想到国内资产受到破坏，而这种情况只是在美国内战，就是19世纪60年代才发生，当然这对其他的国家则是不同的，比如说西欧、日本，情况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一战的时候，1914-1918年之间，20个OECD国家当中有8个国家真实的GDP下降了20％-30％，而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二战对很多国家而言，带来了更深重的影响，包括他们的产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20个OECD国家当中，有9个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
在一些案例当中，一些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50％-60％，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他们的产出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东亚，朝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可能也包括了中国，但是在二战时期，中国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完整的，中国的产出也应该急剧的收缩。
我想在中国，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符合这种低概率事件的概念的，也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真实的GDP也出现了真实的下滑，差不多下滑了20％。另外与中国临近的地区，就是亚洲金融危机，这是在1997—1998年发生的，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多的国家的GDP出现了急剧的下滑，印度尼西亚、泰国显然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当然，如果我们把之前的案例相比来看，这种下滑是更严重的。在战后世界各地还出现了一些萧条，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国家，差不多有一半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战后的经历，比如说伊拉克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就是在1991年结束战争的伊朗以及巴勒斯坦西岸地带，他们在的GDP的下滑都反映了这个例子，还有阿根廷、智利、秘鲁等等，他们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出现了GDP下滑25％左右的现象。
我们看到他们的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尽管个人GDP没有出现下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尤其像瑞士等，他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比战后初期的增长率要下降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研究的经济模型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像这样一些偶发的事件，他们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对资产的定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最早提到股票的难题，最近我也了解到另外一位作者提到的在1979年写了文章，曾经在出版之前有四份杂志都拒绝要这篇论文，而且大家知道的一些著名的经济杂志如果拒绝文章的发表，他的作者会感到非常的不安。
那么股票低下的难题是“米拉克”共同阐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就是说你持有的股票所获得的收入，和持有一些债券之间获得的收益存在的差距，这不仅仅在美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别的国家包括日本、西欧国家也是如此。每年这个差距差不多是7％，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呢？正如“米拉克”所提到的，因为根据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他们需要了解股票价格还有债券的收益在70年代都是如此，包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甚至比在美国看到的差距更大。
对中国而言，可能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检验股票的模型。显然股票的模型和其他的经济体模型是不同的。还有一个相关的难题，也是涉及股票的模型和基础，就是这种所谓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很低，也就是0—2％。而低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低，还有难题就是如果我们看看股票收益率的话，每年的情况变动很大，股票的收益波动性很强，在东亚的经济体当中这种波动性更强，比美国和欧洲都要强。
另外，还有一种难题，我要解决这个难题也很困难，在很多年前我有一本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看看美国战时的真实利率，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真实利率很低，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的微观经济模型预测，当政府在购买大量的货物和服务，这也是一个难题。我现在想到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着相关性，对美国而言，的确真实利率是很低的，不仅是在内战时期，而且在一战、二战、韩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但是越南战争不是如此，这是惟一的特例，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式。也许以后会得到更好的结论。
另外，我们关注了一些数据，就是股价。美国的股市我们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数据，我们看看它的市盈率，也就是股票市价和盈利的比例，市盈率在战争时期都是偏低的，市盈率低就是和盈利相比股票价格下降了，在二战早期、韩战的早期等等，稍后这些价格又开始反弹，市盈率又开始上升。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市盈率是很高的，并不低，当然在萧条时期股价和盈利都下降了，但是价格下降的更多，所以市盈率当时还是比较高的，像这样的模式还是比较多。这些数据都显示了这一点。
就我所做的研究工作而言，可以解释一下这些模式，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难题都有关系。我想最基本的一点看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对标准的模型做出一些修订。有些事件的概率可能很低，比如每年1％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发生，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像一战造成的影响，它对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了影响，所以每年只有1％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一种概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无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并不太愿意来持有这种低风险资产，因为大家预测可能会有不测事件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股价为什么如此的动荡，我们也可以解释美国尤其是在战时为什么真实利率会走低。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一些核心的数据，尤其是战时的股价的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第二类事件，比如核战争爆发的，所有的文明都被消灭了等等。这就好像产权的丧失，这在战后更多的好像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事件也包含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研究当中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分析战时的经济现象，当然，这只是我进来开始的研究，我也会进一步的做出努力，做一些实证的研究，我也想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使我的理论运用到其中去。
实际上，八月份我还会到中国来，届时我会有更多的内容向大家报告，我也希望很快的和大家见面。谢谢。
演讲题目：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感谢本次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而且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谈谈在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问题，在我研究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做的，虽然它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它们是相互有关系的。在经济学中，任何周期都是有关联的。
下面我先谈一谈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的问题。假设人们退休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样一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西欧和日本出现，这样就成为一种不能维持下去的制度。在中国人口也出现老龄化的情况，很快将会出现对于每一个退休人来说，相对来说，工作人的数目就会太少。我将论证对于现有的工人进行加税，提高税率，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税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税收收入的提高，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完全积累制的按比例提供收益的制度怎么样呢？有一个实际税收成本。如果人口在不断增加，这种成本不太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样的系统在民主国家是否能维持下去呢？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德国、瑞典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建立完全积累制的系统，他们是在1910年或者1915年左右，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了。瑞典是在1935年放弃的，德国是1957年放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比例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收益和贡献并不成比例，从边际效益来讲，贡献的越多，并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比如说工作50年和工作35年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基本上被看做是财富重新分配的系统，而不是非常有效率和目标明确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人口保持稳定或者增加的话，这个制度还可以维持，如果减少就会有很大的损失。人们会认识到，在这个制度中他们的收益率很低，就像
在税收方面，美国的税率是10.6%，而这方面的实际损失超过了10%。我个人方案应该是个人账户，收益和贡献成比例，而且是市场的收益，政府方面没有权利利用这些钱，人们就会对自己的账户有更大的支配权。关于10%的比例，很多结论都是依赖于公共财政方面的决策，只有在这方面数字很大的时候，才能得到很大的结果。这方面的税率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给每一个家庭两美元，才能使他们得到一美元的收益结果。
我现在谈一个比例，劳动力变化的百分点和税后真实工资变化百分点之间的比例，这就有一个整个累计的劳动力供应的弹性问题。我想这方面有很多证据证明弹性是很高的。在主要的经济周期方面有自己的证据，比如说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出那里的弹性问题，有一些数据上的证据证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萧条时期都有这样的证据。一系列的经济学作者也在著作中谈论这种现象。有一个基本理论，在税收方面的差距，可以影响到欧洲和美国劳力的供给，这方面的弹性很大。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多40%，日本人、智利人都比欧洲的人工作的多，但是美国、日本、智利人的边际税率是40%，而在欧洲却是60%。我没有把英国放在西欧的范围内，我把它放在了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一点。现在有理论，还有衡量标准，现在我们谈到累计的理论，总体的弹性超过个体的弹性，在家庭层次上的平衡存在。有劳动力供应方面的调节，主要是劳动力雇佣的数目，而不是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这对于经济周期来说如此。在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增长是这样的，而且在战后的萧条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是这样的，在新西兰、智利、爱尔兰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劳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虽然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他们劳动力方面的数据不是很好得到。我们问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发现产出的功能和偏好这方面的结论，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和每周的工资并不是完全成比例的。每周的工作时间加一倍，并不是多得一倍的工资。有些其他方面的成本在里边，有些工作上，比如在麦当劳工作或者在星巴克工作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临时打工的人员。所以说从微观的情况看，从宏观的观察来讲，整个累计的或者总体的劳动力供应弹性是很大的。他们通过雇佣更多的雇员，而不是说让每一个雇员工作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工作的目的。这方面有一些价值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建议实行强制的储蓄呢？我们不希望看到贫穷，我们不希望让穷人更穷。如果把工资收入的10%进行强制储蓄，会积累很多。中国已经有类似的制度，世界上有25个国家也做了，在美国也有人建议这样做。这些储蓄应该进行一些很好的投资，进行成本低而高度分散性的投资，实现市场的回报率。有人告诉我说也许这种收益的回报，在中国的收益并不是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就不能持续很久。从20岁到65岁进行工作，人们的寿命正在增长，我们如果用上面的人口寿命的预期数字，还有一些理论，真实的利率是4%，而真实的工资的增长每年是2%，人们在退休以后这20年中，税率如果减去社会保险养老金的税率，得到30%，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进行个人的强制储蓄，这方面将会有很大的节约，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很多税收方面的成本，很容易计算出这方面的收益，政府的债务也会很少。
更好的情况是财政的产出率可以更加提高，而且技术使我们能够把平衡利息率不和资产产出率一起增长，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在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低端和高端的结果，高端的是将近10%，如果说人口增长率下降，比例会更高，但是低端方面的改变不是很大。
还要考虑到政府债务是怎样树立的，这里只有4%的借债率。欧洲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险税收比美国要高的多，他们也许要从60%砍到40%，从60%到40%的减税，对于劳力收入的边际效应是很大的，产出就增加了40%。
我的结论，这种劳力供应的高弹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方面有很充足的科学证据，认为这种弹性很大，而且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这种结论。谈到政策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趋向于个人强制储存账户，为了实现养老金的目的而实现强制储蓄，对于政府来说，我们的税收就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养老金收入也是很大的开支项目，将会有很多资源可以进行其他必须的社会投资。对于个人储蓄账户来说，人口增长率低并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人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我对中国人的建议，一个好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有先进性的思考，而这种储蓄个人储蓄账户将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中国人民确实有非常灵活的思想，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谢谢。
演讲题目：如何在一个发展的经济体中征税
詹姆斯·莫里斯：下午好。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我主要是讲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征税。
在低收入国家我们会发现征税比较困难，因为公共支出需要税收，但是很难收税。我们在经济学中叫做非正规部门的一个部门，他们主要是通过现金交易，没有银行账户，所以很显然，在这些非正规部门里的交易，很难被当局所监控。他们可以成为税基，但是和这些通过正规银行账户进行的交易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主要是以现金的形式进行的。所有的税都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比如说有人头税，还有财产税，比如说土地税等等，
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当局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对有些家庭的征收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对于收税规则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对于交易进行监管和控制是没有成本的，也就是说对这方面享有着完全信息，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来说，往往这种假设条件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印度或中国。所以对于这个最优征税理论当中的某些条款来说，如果它们是适用的话，只有一小部分是适用于这些国家经济体中的某个部门。这个理论当中主要的规定就是效率定律。
总体上来说，生产能力应该是有效的，听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它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它要求所有的生产者对于同等质量的商品或者是劳务，面对同样的价格，而且对于销售者之间的交易不应该征税，而且对于最后在计算价格下降对于一个公司和盈利税的计算方面，也应该记入这方面的影响。而且它也意味着对于对外贸易不应该有收税的现象，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一个国家对于某种出口货物有垄断权的话，这是例外的。所有的条款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对于相对来说高收入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英国，在二战的时候需要极大的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我们当时就引入了一个叫做购买税的税种，它主要是对于大的公司所出售的各种产品进行征税，而且也包括像其他生产者的交易进行征税。当时是故意出台的一项措施，使行政成本能够得到缩减。而且最后证明，这个政策还是比较有效的，这些大的公司也不容易逃税，行政收税的成本也比较低。
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传统，就是对于这些交易的产品进行收税。大家也知道，在比利时有很多非常辉煌壮丽的大厅，史料显示，这些大厅利用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货品交易征收的税而修建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城市就必须交税。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口方面，很多国家都是对此收税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非常高的关税。在世贸组织条款之下，这种关税正在逐渐消减，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于进口物品征税。进口物品征税，可以和国内物品征税相联系。但是对于国内的生产者是否为他们自己的交易付税，这一点没有像监管进口产品这样容易了。出口税也是可以选择的，而且世贸组织条款对于出口税方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而且他们也是允许征收出口税的，虽然总体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是反对征收出口税的。但是由于监管出口非常容易，所以大家也认为进行出口税的征收也是一件可取的事情。大家也可以认为可以对出口商品进行征税，而且出口税是由外国人支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在向外国人征税和本国市民征税之间选择了向外国人征税。但是在出口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无代表征税，在这方面很难说出口税是由谁来支付的。我们可以说是由外国人来支付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支付出口税的人民其实是位于本国出口行业的生产者和财产的所有者。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这也是有效的，虽然是间接的向本国人民征税的方式，也就是征收出口税。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征税，很显然是有劣势的，就意味着人们对于非正规部门的商品有更多的购买欲，因为可以逃税。
另外一个问题，就像累计所得税方面的累计局面并没有很容易的被获取，可能一些收入更高的人，他们买的东西更多，而他们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正规的行业里所生产的，这一部分可以很容易的征税，但是这一点也并不是确定不变的事实。有一个可以加强累进的因素，就是对于不同质量的产品进行不同的税率，比如说对于汽车和旅馆进行累进制的收税方式。我的观点就是对于那些更为富有的国家，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的税收体制来说，并不希望达到大幅度的累进现象，因为他们有个人的补贴，但是在社会福利和补贴不是那么好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
对于那些只能略微的进行监控的产品而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主要指的劳动所得。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的收入一般来说比立法上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得出来的收入是要低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看在他们的国民收入体制当中，有关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工资和薪水以及自己雇佣自己所得的收入，只是国民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看看国家当局对于税收来说还是有足够大的错误的存在。
有趣的问题之一，对于这样的所得税的不确定性是怎样影响编辑所得税率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模糊的。存在的收税方面的错误，可以成为我们提高税率的一个原因。这可能和有些人的预测是相反的，有人可能认为这些错误会有一个低的税率，因为如果对于税收的激励机制是很重要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期待一个高的税率。另外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的收入会受到监管，而有些人没有受到监管，就是说有些人可以逃避这个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成为科税的前提，有一部分人在这个群体当中被忽略了。只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税收收入是负责的，所以对于可控税的每一个人面临着税收监管方面错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税率肯定更高。
很多人也会想到在这方面会存在一些监管的遗漏，也会存在偷税和腐败的现象，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腐败和偷税现象，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审计体系，就会有很多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工作，而且他们会开一些罚单。由于行政的成本比较高，但是由于加强了对税收的监管，所以整体的税率降低，而税收的收入会增加。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他是不是应该让国民收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一大部分来自税收。从广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香港在这方面可能是例外，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因为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卫生、教育、安全、公共服务、交通以及对穷人的补贴，都需要国家进行开支。如果提高税收收入的比较福利成本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一样的话，对于他们的国民收入当中的税收部分的比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已经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些观点，我认为税收扭曲的因素，对于私人企业还是有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税收方面的扭曲也被那些非正规部门，也就是不需要付税部门的不扭曲进行了一个平衡，达到了整个经济状况的非扭曲现象。
所以我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必要使税收比发达国家少的太多。虽然存在税收扭曲的因素，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不付费，前者的扭曲和后者的不扭曲，可以使整个经济达到平衡。当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税收收入如此困难，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中国有其它的原因，并不像上述所有原因一样。谢谢。
演讲题目：理想货币与渐近理想货币
约翰·纳什：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我在英格兰沃尔根学校讲过的，在美国布朗大学也讲过，基本上是一致的内容。在2002年，我还曾经做过一个讲座，也涉及我现在所提到的一个项目，当然我在和北京大学的合作当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份出版的材料，也是以理想货币为题的，这是在美国南方经济学刊上，在2002年发表的。这就是我演讲的题目，我想按照准备好的讲稿先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这是第一页，这是主题目，被称为货币的商品有久远的历史。因为我们依赖货币，不断被货币所驱动和控制，而且愿意取得越来越多的货币，使得我们在思考的货币的时候，有可能失去理性，而不能像我们思考技术那样具有逻辑合理性，货币使用有可能更加缺乏效率。所以，有很多不同流派的观点，包括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被兜售给大家，被社会认为是准的规则。他主要的论点就是少其为多，或者换句话说，劣质的货币比优质的货币好得多，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条劣币驱逐良币。而这可以与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观点有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下面这个小题目从货币哲学的偏离，我必须要压缩我的发言，不会完全地讲述，我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介绍对货币的一些看法，显然货币不适于放在圣殿当中，而货币也有它适用的价值，所以这两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下面一个话题，也是不得不压缩的，另外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出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想了解全部的内容，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一看。你们只要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然后在个人搜寻的网页搜寻纳什就能找到我的网站，以及可以找到网页的链接，也是与数学系相链接，这也是我工作的部门。理想货币就是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全部内容。
这个题目是福利经济学。在经济方面，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货币是进行商品交换的一个中介，包括贸易政策，开支，一个国家的福利，包括世界的福利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出现高失业率，萧条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最佳的政策选择是什么，在这里我想建议的是，参考下面几个做法和方法，当然他们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
下面一个题目，就是货币、效用和博弈论。这是提到博弈论，货币和博弈论有一个根本性的联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因为根据博弈论，各方很可能是由效用而驱动采取行动，也就是什么使他们获益。比如说可能是钱，或者说这种效益可能以货币来衡量，如果有两方参与博弈，那么有可能是合作性的博弈，也有可能是竞争性博弈，也有可能包括两者的博弈。如果可以以货币进行交易，他们就可以衡量他们所面临的局面。也许每一方看看他们货币衡量的所得和所失。如果效益通过货币的交易可以实现转移的话，那么价格就更为有效，这好比你拿钱去买东西，如果你是以货易货，效率就会低很多，这是古老的社会交易方式。而在更为复杂的交易方式中，货币的引入是很有效的。所以博弈可以分为两种，可以转移效益的博弈和不可以转移效益的博弈。在现实世界中，货币典型的是引起第一种形式的博弈，而不是第二种不可转移效益的博弈。我们推动效益的转移，可以通过泰国和瑞士的货币来实现。
优币和劣币怎么来区分，如果我们考虑合同有相对较长的时间期限，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可以很清楚地辨别出来。就长期而言，如果你不能相信这个货币的币值就不愿意放款，因为放出去的款项在较长的时间很可能不能保持原来的币值。如果你可以来增收利息，你就希望增收超出水平的利率，因为你不清楚货币的币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可能希望有抵押，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存在。我也听到
凯恩斯主义者，这是下一个题目。我觉得事实上凯恩斯思想是多角度的，很多人只是继承凯恩斯思想的一方面。他的思想是科学严谨的，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思想流派，这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英镑和美元贬值中兴起的流派，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会支持国家建立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而这些部门会持续的来追求经济福利的目标。相对而言不太注重货币的长期声誉，和与之相伴金融企业的信誉。实际上，凯恩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格言“在长期我们都已经死了”。近代我们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个小题目是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我想在这里有很多批评意见，因为很多的科研工作，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之后所做的研究，也是集中关注于宏观经济，所有这些努力，都是起源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流派的。
在数学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从过去的古典数学理论当中找出一些经典的理论，然后在它的基础上予以发展。比如有一些公里是建立在其他公理基础之上，之后我们又有一些公理和定理。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学派就有点像缺乏公理的推导。实际上，在科学史上，尤其在19世纪以前，数学家那个时候并不太关注公理和推断，所以我想在宏观经济方面，我们可以把经济学做的一些研究比做是缺乏公里的一些研究，有点像几何。也就是说，有一些圆并没有确定它的圆心和半径就画出来了。在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经过了逐步的通货膨胀之后，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中央的当局他们也需要在长期以来保持货币稳定的价值，在香港他们就在这么做。至少他们是控制住了对美国通货膨胀率给香港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的倾向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通货紧缩，因为价格可能会下降。而持续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看到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
回首过去，从18世纪到19世纪到20世纪，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在采取一种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中央银行到底应该如何做？我想他们的公理并不是空洞无物的。而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30年代就非常淡漠了。对我而言，凯恩斯主义更多是治疗性的理论，更多是医疗的理论，当然我们很难对治疗性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但是我们还可以问一下，如果继续持续使用治疗性的手段，长期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想再次提出理想货币的概念，这也是我在一份论文中提出的。金和银在过去被作为交换的最基本的货币，这也是一种交易的基本标准，它提供一种稳定性，尽管这两种贵金属都并不是完全在价值上而言保持稳定的，而现在如果你还可以选择以黄金来交易的话，你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货币的价值和其他一些货物或者宝石等等，它们的价值也是相互关联的，他们本身也有天然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有可能被扭曲。我的建议就要使用一种指数，把各种商品和产业的价格指数化，这将包括银，包括黄金，铜，镍，不仅涉及金属，还有能源。但是我还没有形成一套指数，我现在有一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的ICPI工业消费价格指数。货币的基本价值可以以此为基础，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为这个指数做出定义。这有点像金本位和银本位的标准。但是它又不会存在使用贵金属做货币导致价值扭曲负面的影响。
更近的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实际上，首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目标，这个概念好像是相互矛盾的，你们在谈通货膨胀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实际上在承认，无论他们过去怎么谈，他们工作当中碰到的困难，也就是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他们尽管说自己困难重重，但是最后却认为通过控制货币的供应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也就是他们不再把这个工作作为艺术，而是实实在在可以进行的工作。通货膨胀目标政策的流行始自新加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当中都可以看到，而新西兰原来贬值是最严重的，新西兰并不是由贫困危机不去维持货币价值的地方。新西兰更多的是受凯恩斯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如果有很多的国家都使用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因为很多地方只是在理论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好像没有公开的表明是在实施这个政策。实际上，有关这方面有时候也受立法的影响，因为立法规定一个国家必须保持货币的币值，而当局却没有这样做。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总是试图把美元和黄金联系在一起，而把其他货币和美元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的私人不能够买黄金，不能够用黄金来赌博，或者用黄金对美元的币值进行投机。
最终而言，我们都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些变动，而过去我们描述的像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理在位的情况，现在都已经不存在。如果绝大部分的货币都使用通货膨胀的目标，我们可以比较，如果一些债券可以和商业的金融公司相比较，我们还可以来比较一些平级的公司，这种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每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可以通过衡量生活水准来衡量它的通货膨胀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活水准的上升并不一定代表通货膨胀。有的时候生活成本可能会逐渐地上升，包括以黄金来衡量也可以上升，这可能由于技术的进步造成的，因为人们不用像过去那么辛苦劳动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就好像如果每个人都有三个机器人助手来帮助谋生，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中国也可以这样一点，飞快的技术进步，也把中国从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成工业为主的国家。在金本位时期的最后几年，生活成本逐渐上升，但这并不代表着通货膨胀。我还不得不再缩减一些，货币也是彼此竞争的，这涉及大家讨论的问题到底货币的作用是什么，比如大家总是支持一种货币，反对一种支持，大家认为有多种货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些企业，比如大型的国际公司都倾向到比如像瑞士这些国家，在未来，货币流通的品种会越来越少，而且现在有了欧元，而有通货膨胀传统的意大利里拉货币已经成为一部分。而在伊斯兰世界，南亚、南美或者其他地方也可能引进其他的一种货币。如果国际所有的主要货币的管理者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就可能来比较这些货币。按照与管理者们各自的管理指数测算的通货膨胀，每种都具有其官方认可的地位。如果从国际的视角看，可能我应该重复一下，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的视角来看不同的货币应该有兑换率，以便现实的按照实际的价值来进行比较。所以这方面也可能有倾向性。如果是最可靠的，就有点像投资级的货币。如果你非常关注他的保值，就要关注货币的质量。如果质量相对差的货币就像平级当中质量相对差的金融产品。
我们可以想象渐进理想货币演化的可能性，从价值的稳定性观点出发，是和一国所处地域有关的国际价格指数有关的。像现在欧元、美元、英镑、便士等，我们都可以以批评地眼光来观察这些货币，并且确定到底怎么使用，对高质量货币的诉求也将导致其他货币的贬值。近期美元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有的时候可能以欧元来衡量，当然有的时候，无论你对外做预测像赌博一样充满风险的，在华盛顿，他们可能希望保持美元稳定的价值。另外还有政治的因素。最后我想谈一谈保险公司、商业银行还有国有银行如果像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如果他们有很好的声誉，他们如何来看待货币价值的稳定呢？所以这些投资者会被吸引到货币质量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对老百姓而言，如果你手中掌握的货币质量不错，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质量不错，你就愿意来储蓄，如果货币质量不好，你就愿意用这个钱买首饰、买土地，来找可能升值的产品。另外理想货币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储蓄率，个体的决策者将如何地按照更节省开支的标准去节省活动，我不大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群当中经济上分化比较严重，而且采取节俭的选择不是复杂的，那么占社会主题的阶层将能够采取这个，而且货币的质量确实优良，简单按照普通的汇兑美金来储蓄，至少是可行的第一步。美国和英国他们传统的看法在金本位的时代，他们对储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货币有明显不稳定的价值，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演讲题目：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
罗伯特-福格尔：不难看到在很多机构预测未来21世纪人类寿命的时候，他们的数字都不一样。一般来讲，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安全部门的人口调查部门还有其他的OECD国家的机构，他们都是很保守的。美国这个机构预测，在2000—2080年之间，人类的预期寿命的增长每十年增加0.86岁，这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寿命。
另外他们还说，每十年的增长率在2040年到2080年之间只是2000—2040年增长率的一半。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为什么他们认为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在21世纪的最初的80年中增长的数字仅仅是在20世纪前80年增长的四分之一呢？我想这种悲观的预计他们有他们一系列的理由。一个理由是统计学的理由，就是说在20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是放慢的。在1900到2000年之间，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有26.6岁，其中72%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实现，后半部只实现29%。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增长速度的放慢在未来也会如此。
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加实质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分析了人类死因的原因和年龄的原因。死亡率的下降在1900年到1950年之间主要是通过下面一些原因实现的。就是人们战胜了一些传染病，影响婴幼儿时期寿命的传染病，比如腹泻、伤寒、麻疹等等，在20世纪后半叶，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战胜了一些威胁中老年人寿命的长期的疾病而实现的。比如说冠心病、心肌梗塞、糖尿病还有除了肺结核之外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还有一种人类演变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理论来支持，人们身体构造上有先天的脆弱，慢慢身体功劳上出现的障碍或者病症。人类的身体容许这些错误的存在，因为人类过了生殖的旺盛时期之后，就不能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如果说年轻时候就生病就死亡，他们就没有机会行产生下一代，所以等于选择掉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超过生育年龄之后，出现生理上的疾病和残疾，他们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传染病的消失使脆弱人类的个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超过生殖年纪，就是产生了老年病，老年人有很多病症的存在。
我现在要谈一些为什么人类要有更乐观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纪人类寿命的预期增长至少和上一个世纪一样快，这也是根据实践中的数据，以及在人类健康和人类生理构造上的基础来说的。这些实践中的数据还显示出有一个新的理论，技术生理演化的理论，它考虑到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和人类生理上的实质性的改变上存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人类在20世纪初达到65岁的人，他们等于活过了19世纪30年代那些儿童时期的疾病幸存下来，他们虽然逃过儿童时期的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比我的同龄人身体状况要差。他们有很多人都感染了慢性的长期的病症。当那些人长到能够参加美国内战，参加联邦军队的时候，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却由于长期的慢性病而被军队拒绝了，他们在十几岁的有六分之一的人就有严重的残疾，而且到了将近40岁的时候，一半的人就有这样的病症。而到了50岁的时候，他们有的还能再活24年，但是有更大的残疾病症的可能性，比我的同龄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差的多。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是慢性病的患病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同是伴随出现的。虽然说，我的同龄人没有经历优胜劣汰的淘汰过程，实际上感染慢性病的时间也更加晚，几率也更加低。他们感染慢性病的时间延长了十年，我有二分之一的我同龄人在60岁还没有残疾的疾病，而且很多即使染上这些病症，由于有新的手段治疗和干预也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这些病症。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改善，比如说供水质量的提高和牛奶供应质量清洁度的提高，儿童疫苗的注射等等，这是在1940年前就实现的，他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促成后来慢性病的避免。比如那些导致老年人后来失聪失明行走困难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减轻和避免。老年人的健康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得到改善。
第四个实践中的发现，有一些人类生理上的改善。现在的成年人比过去更高，体重更重，儿子脊椎中电子信号更加强大，比发育不良的人来说他们显得更加健壮。而且不必要的腹部脂肪比过去更好。这些发现表示存在技术的生理演化的理论，就是说在技术发展和人类的生理改善方面，确实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它是一种人类的演化，是一种生物性的但是却不是基因性质的，是快速的，是文化上可以传播的，但是却不是非常稳定的，这种过程在富裕过程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的，不像自然选择的基因理论。不像基因演化的理论它适用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生物所有的历史时期。我说的技术生理的演化只适用过去300年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上一个世纪。那么对于人类寿命的增长，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他的预期寿命最高值，在同一时期中人群最高的预期寿命，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证据，最高的预期寿命和实际的预期寿命就是我们可以取得，最高预期寿命从每十年2.24岁的速度增长，到2110年，人类预期寿命会增长24年，比现在要增加24岁，这就是比政府部门预测的两倍还要多。一般来说人们能够超过100岁，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于退休和保健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存在，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负担呢？就是他们已经退出劳动力队伍，剩下的劳动力的30%他们能不能有足够的劳动效率来支持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能不能实现这一点，请大家看第一个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第一个公式里字母代表人均收入，W代表人均的产出，在第二个等式里也有同样的一些变量。就是说人均收入和人均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1显示出劳动力队伍中人的生产率是在一个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尽管劳动力的队伍会减少一半，甚至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值是1%，劳动力队伍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们看到人均收入的增长仍然比今天还要多35%，所以说我们如果认为老龄化会造成不能支撑的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的。谢谢。
演讲题目：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大辩论
罗伯特·蒙代尔：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谢谢林主席，感谢你对我刚才溢美之词的介绍。今天我要讲一下人民币的争议，这是世界上争议最多的问题，我们首先看一看当今的货币区，然后看一看人民币的问题，然后看看是应该赞成还是反对，然后再看一看我的12个原则。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是世界货币区的分布图，每个圈都代表一个货币权力当局大小和一个国家的GDP比例，可以看得最大的是美元区，美国的GDP是12万亿美元，第二个大的货币区就是欧元区，在画面的右边，它是10.5万亿美元，第三是日元区是5万亿美元的规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区，它在世界上经济中的比重是最大的。第四大货币区就是英镑区，大概是两万亿美元。第五大，但是确是在不断增长的就是中国元的货币区1.7万亿美元的规模。
所有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因为现在世界货币组织有184个个成员，有一些国家的货币是不允许自由兑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圈的位置都在不断变化，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变得越来越小。所以你如果看到03、04、05年的图表，可以看到中国的圈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也和中国人民币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时间不够，我在此就不仔细讲了。是什么引起这样的争论，关于汇率的问题。在三年以前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打造美元的品牌花了200多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
在2002年，日本财政部长说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在2003年巴黎的七国集团会议上，日本财政部长把这样的观点灌输给七国集团的同事。这样的通货紧缩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对的，而且也没有人买他的账。当时美国和欧洲有轻微的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日本确实有一个固定的汇率机制，而且这是他们自己财政政策导致通货紧缩。这个观点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因为日本的通货紧缩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关系。七国集团的同事们对日本这样一个论点也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我想主要的问题并不是通货紧缩，而是中国为世界所带来的竞争力的一种冲击。因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每年都是在不断发展，最开始的出口只占世界的0.5％，后来上升到世界的6％，所以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上升，不断上升的中国竞争优势对世界生产进行重新分布。
中国突然之间变成经济舞台上一个主要的贸易大国，而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的对手。和中国有互补关系的国家从中就会受益。和中国进行互补贸易的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那些竞争对手就会看到他们的贸易额不断下降，而且他们面临的环境也是更加的恶劣，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世界带来竞争冲击。
东亚贸易中心20年前集中在日本，当时日本是东亚地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效率也非常高，后来中国很快地后来居上，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中国为世界所带来竞争性的冲击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批评者就会说中国的竞争力优势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这其实并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而且也不影响通过货币的方式来得到解决。而汇率问题是一个货币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竞争力。我想当前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不应该通过汇率的方式解决中国不断上升的竞争力的问题。
现在当年批评过中国货币政策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那位副部长现在是亚行的行长，他在
其他一些压力集团比如七国集团开了一次会议说亚洲的货币应该变得更加灵活，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斯诺也说中国应该对汇率进行浮动，如果不对汇率进行浮动，美国就有理由说对货币进行操纵的国家，而且对关税和配制有所限制。这是从美国财政部来的一些压力。还有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说中国队人民币进行升值，否则对中国的进口增长27％的关税。
IMF也来敦促对中国的汇率进行浮动，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值得关注的是当时IMF希望中国使得人民币贬值，当时中国反对IMF的提议，并且保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些人到底想说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给人民币进行重估，第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浮动，第三，让人民币币值逐渐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所的滑动评价。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现在这样一个系统呢？中国的货币稳定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货币法律，由亚行颁布的，亚行要致力于维护汇率的稳定，这个法律也有比较模糊的地方，因为货币稳定从一方面来说说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或者中国规律的稳定。国内货币层面和中国一揽子货物和服务相关的。两者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币的篮子和美元的篮子有什么区别呢？中国把人民币的币值和产出差不多，中国币值产出是3％，美元区的篮子大概是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只要美元的篮子是稳定的，中国就能够取得价格上的稳定。这也就是通过固定的汇率制，而不是瞄准通货膨胀的汇率制，瞄准通货膨胀的目标一般有灵活的汇率制度，而瞄准美元这样一个目标，是一个固定的汇率制。只要中国能够就美元的币值保持稳定，那么中国无害的做法就是采取固定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现在是不是美元是一个稳定的币种呢？我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元都是非常稳定的，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和美元的地位相比较。我们现在能够说的，如果美元的币值不稳定，如果在这样的形式下要求中国维持汇率制度是固定，这对中国不是好的建议。如果美元是稳定的，那么对中国来说好的政策就是维持固定的汇率机制。
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比盯住通货膨胀指标为目的的灵活的汇率制度来说，对中国来说是好得多的解决方式。因为美国是大的国家，它的产出大概占世界30％。所以如果人民币和世界30％的产出保持固定的稳定关系，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在欧元方面，欧洲一般都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盯住通货膨胀的目标进行浮动的例子，但是欧元的例子如果用在中国身上就会产生灾害性的后果。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内部那样稳定的价格水平，欧元和美元的汇率也是几经波折，最开始1欧元对1.18美元，后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贬值40％。可是在随后的三年之内，欧元又相对美元上升65％，现在一欧元能换1.35美元。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都是固定的汇率制度，而且也为中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价格水平。
大家也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家货币和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在美元区经济下滑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可能面临通货膨胀的因素，反之就会有通货紧缩。现在人民币和美元固定的汇率机制，就是一个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所围绕的中心，它也可以为中国取得货币稳定有一个更好的错误指示目标，一旦有错误，中国能够很快找到这个原因。有人是赞成，有人反对这个币值重估，对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币值重估是比较大的额度，有人认为重估的汇率是在15—20％之间。还有其他的一些每年应该进行7—10％的升值。这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在这方面还没有非常坚实的模式，而且也没有东西能够显示中国的币值重估对于世界上贸易平衡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IMF的报告以及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他们都充斥这种预测性而不是分析性的经济模型性的科学分析。所以这些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有一些人就说我的立场是一个对于中国热爱的人的立场，而不是从经济学家的立场说的，我在过去40年当中都持有这样的立场，而且我一直都在强调，世界上的经济应该有固定的货币体制，我1968年以来就倡导，我在35年以前就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当时对我这种观点反对意见很多，可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当时对于我对欧元设想反对的声音比现在反对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人的声音还多。1994年的时候，我说到中国应该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维持它的固定汇率制，而且中国在1997年的时候，货币是平衡的，但是确实美元不断升值导致中国的通货紧缩，我在当时也督促中国保持固定的汇率，避免任何贬值和升值的影响。中国货币运行非常好，也不必要对它进行任何的更改。现在的问题好像又是当年90年代问题的一个重演，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是亚欧要求对人民币进行贬值，当时中国也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方式进行行动，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非常的好的。
下面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还有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民币升值符合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也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让中国防止通货膨胀。当时我就人民币政策提出八点原则。我今天要把八点原则变成12点原则，分别包括：
如果人民币进行升值，会有12个不利的因素。第一，延迟可兑换性。第二削减国外直接投资，第三，对中国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下降，第四，会恶化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问题。第五，要导致失业，第六，会恶化中国农村的通货紧缩的问题，同时也会使投资者受益。第八，会导致东南亚不稳定因素。第九，同时也会把人民币的外部的角色弱化，削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第十，对于世贸组织的承诺也会有影响，十一，会把中国邻国的债务，会导致东亚地区经济的衰退。
如果对人民币进行浮动，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不断上下浮动，就像美元和欧元一样，加大投资性的行为。二同时货币汇率的浮动也会使国际货币和产业不断迁徙，三导致套利的行为。同时还会把人民币和美元从房产、资本市场上来说，让人民币作为记账方式变成以美元记账。另外一个不良影响，丧失对财政政策稳定的作用。六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利因素。比如说国家的货币政策就会缺乏一个稳定性，同时也会在中国导致区域性的问题。七是人民币也会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八会导致税收方面很大的负担。九对香港来说也是不利因素。还有对于亚洲的经济货币政策一体化也是不利的。另外一个，日本当时对它的货币汇率进行浮动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突然升值的受害者。中国如果也这么做，中国也像日本那样，成为突然升值的一个受害者，而且升值或者浮动汇率还可以导致关于评估这方面的不良影响。还有其他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说区域新的不平衡，城乡发展平衡，政府和私人企业发展不平衡。
对东亚来说，在东亚地区，中国应该做什么？中国要削减过多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比如说让中国的公司在海外进行投资来削减过多的外汇储备，来达到这个目标。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提升工资水平，逐渐地实现它的汇率的升值。同时中国银行对外来的投机因素进行迁徙的活动应该逐步缩小，缩小在这方面的举措。在中国国际账户收支平衡这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是20国集团一个主席，他当时呼吁要进行国际货币政策的改革，也就是在十月份在北京进行的，同时在公众立场上进行更多解释，在汇率政策对国际社会进行更多的解释，同时也在中国召开一些有世界水平的学者所参加的一些会议。我想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图表，所以我们认为人民币应该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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