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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滞胀危机
在我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出这个观点。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将会发生滞胀呢？我有三个基本理由：1.先前实施了非常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基调现在还没有改变的迹象，仍在延续；2.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是逐渐递减的，而对物价水平上行的推动力量是逐渐递增的；3.经济增长远没有回归到正常状态，拉动经济的内生力量由于改革的迟疑而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再加上外需的不确定性在增加。虽然现在滞胀处于萌芽状态，但是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而且，一定要制定出应对策略。毕竟，我们不能丧失预见性。当然，滞胀是非常头痛的事情，谁都不想受这个罪。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行为举措与当下环境的激烈撞击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日益显露和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说滞胀既头痛又棘手呢？因为在滞胀的状态下，我们一贯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必然束手无策，必然寿终正寝，必然退出历史舞台。毕竟，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会陷入“欲治头疼又加重牙疼，欲治牙疼又加重头疼”的尴尬境地。
二.精神危机
无论是用“[旧]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来计算，还是用“[新]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都已成为痛苦的国度。毕竟，中国的[旧]痛苦指数和[新]痛苦指数分别是0.28和0.78，超过了0.2和0.6的警戒线。为什么痛苦指数如此之高呢？我认为有三点：1.中国经济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期，新旧矛盾交织；2.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处于剧烈的加速期，城乡二元格局加重；3.中国的发展远远没有贯彻好以人为本，远远没有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而在这样高的痛苦指数之下，必然存在精神危机。深入调查了解中国农民和城市底层居民的生存状态，就知道绝非虚言。
三.粮食危机
据我长期观察，这个危机一定会到来。为什么呢？一句话，农民种粮不但无利可图，而且是严重亏本。可以说，种粮的农民越来越少，种经济作物的农民越来越多。这个主要原因是对种粮的补贴太少，以至于成本远高于收益，而且，种粮的机会成本更大。农民虽然没有相关经济学知识，但是农民要吃饭，会算帐。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五口农民之家的成本收益情况：一人一亩地，总共五亩地。一年有两收，即夏收和秋收。夏收小麦，秋收玉米。小麦亩产800斤，总共4000斤。玉米亩产也是800斤，总共也是4000斤。一斤小麦是0.9元，一斤玉米是0.8元，一亩地补贴是60元。这样，总收益就是3600+3200+300=7100元。化肥.种子.农药.水费.犁地费等等，一年下来是3000元，每亩600元。五亩地需要两个劳动力工作两个月，一月工资1500元，总工资是6000元。那么，总成本就是3000+6000=9000元。这样一来，农民种粮就亏9000-7100=1900元。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粮食安全能不出现问题吗？粮食危机能不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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