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利率i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 第2页

11楼

hunter_tong 发表于 2006-5-27 12:55:00

这么说吧，在央行政策不变时，利率的变动是内生的，随着产出以及其它一些变量的变动而变动，这时的利率变化是沿着LM线移动

如果央行政策变动，利率也会变，但此时内在（产出等变量）和外来因素（央行政策变化）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新的利率，此时的利率变化是LM线自身的移动

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可你们要警惕啊

12楼

xujie0311 发表于 2006-5-27 20:34:00

关于利率的内生与外生性，我也困惑了很久。这里转一篇文章，希望能够为大家思考问题提供参考。

利率的内生性、外生性：辩证关系及政策含义

作者:曾宪久
2002-05-12 15:03:17

　　摘要：利率具有二重属性——内生性和外生性。其内生性须从真实经济的层面予以考察；其外生性可从相关的政策因素考察。利率二重性之间具有辩证统一关系，但并不是均等地分布同一利率体中。在货币政策实践和利率体制改革中，既应尊重利率的内生性，也应尊重利率的外生性。

　　在以往的利率理论中未发现利率内生属性和外生属性的明确概念。但按照经济学中人们对经济变量的内生性(Endogenous)和外生性(Exogenous)的理解，利率的内生性应该指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的属性，利率的外生性指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以外的政策因素决定的属性。显然，只要清楚利率的决定因素，就不难判断出利率的属性。问题恰恰在于，利率由何种因素决定，从早期的古典学派到二十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其间近300年，并未形成理论上的共识。由于利率的属性问题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因而对其认真探索，对于我国目前推行的利率体制改革及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不无裨益。

　　一、利率的内生性

　　利率是否具有内生性，必须从真实经济的层面予以考察。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利率是资本的价格，是借贷资本家出让资本使用权的一种报酬，而利息是利润的派生形式，代表的是剩余价值，因而利息率便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和利润率的变化所决定，而不取决于货币的供求。马克思将其作为古典理论的合理内核，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自己的利率理论中，进一步论证了利率由利润率、资本供求、生产周期等真实因素决定的内生属性。可见，从利率的本源角度看，利率的内生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利率的外生性

　　利率除由真实因素决定具有其内生性外、也可由真实因素以外的政策因素决定。凯恩斯从货币层面上认为，利率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与真实因素无关。利息不是使用资本的代价，而是人们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如果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增强，愿意保持货币的数量大于货币的供给量，利率就要上升；反之，利率则下降。于是，利率就决定于货币领域中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均衡。这里，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所控制，利率也就自然由政策因素而非真实因素所决定。凯恩斯虽偏激地否定了古典学派的真实因素决定观，但他从货币数量角度对利率决定性的分析却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从利率的现象形态考察，它无非是资本“使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总是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表示。因此，货币量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利率产生影响。在马克思时代，由于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可以被严格区分，因此马克思和古典学派一样，认为利息率取决于资本的供求而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但马克思也认为，“在紧迫时期”，如“信用缺乏”时期，“通货的绝对量”也“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马克思尤其指出，利息作为总利润的“硬化”和“独立化”部分，在“总利润取得以前，已经当作预先确定的量了。”即是说不管生产过程中是否已经产生利润，“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利率就已经决定了。此外，竞争、风险、期限等非真实因素都对利率有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指利息率——笔者注)的决定发生作用”。可见，利率的外生性也应该是无疑的。

　　三、利率二重属性的辩证关系

　　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均从单一的角度考察利率的决定，难免具有片面性。希克斯和汉森先后倡导的IS-LM模型则综合了古典学派和凯恩斯的研究成果，既从货币领域也从真实领域分析了利率的变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是全面地论证了利率的真实经济决定性和非真实经济决定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利率是内生性和外生性兼而有之的辩证统一体。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便可以发现，原始的利率形态作为资本使用价值的计价尺度或价格虽是借贷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但讨价还价的过程除考虑资本的增值因素以外，还要考虑风险、习惯乃至于国家政策和法律传统等等因素。因此，利率从一诞生起就很难说它是纯内生的，它在客观上总是和非真实因素相伴随。当利率由原始的计价形态发展为国家货币政策工具和传递渠道时，其所体现的外生性和内生性更是不言而喻。

　　但是，利率的二重属性并不是均等地分布于同一利率体中，在一般情况下，每一种利率都具有其某种主要属性。如由中央银行制定的官方利率属外生性利率，其内生性仅表现为中央银行对它的制定必须以真实经济状况为其客观依据；由市场自动生成的利率属内生性利率，其外生性表现为它的变动一般要受中央银行利率的影响。如果一种利率完全外生或完全内生，中央银行在利率的宏观调控上都将无所作为。

　　四、政策含义

　　(一)利率既然具有二重属性——内生性和外生性，那么我们在货币政策实践和利率体制改革中，就既应尊重利率的内生性，也应尊重利率的外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恢复利率内生属性的一项重要变革。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要将中国的所有利率都变成内生性的市场利率，而只是要将大量的经营性利率如银行存贷款利率还其市场利率的本来属性，对中央银行利率则仍需保留其外生属性。有些研究文章根据国外情况主张将存款准备金利率尽快取消，将再贷款利率市场化，这似乎不要。我国中央银行的利率工具篮中仅有三种，再取出两种，只剩下惟一的再贴现利率了。在票据市场还不发达、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建立、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单一的且属诱导性工具变量的再贴现利率难以承担起影响和调控市场利率的作用。而国外，尽管利率工具变量同样不多甚至是惟一一种，但它作为基准利率的核心作用和对社会公众的告示效应却是我国利率工具变量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再贴现利率的核心作用尚未凸现，新的利率工具变量尚未产生的情况下，对篮子中的工具变量宜变革，慎取消，以备需用时，多管齐下。对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货币政策意向相机抉择，既可为正，亦可为零；再贷款性质则可改信用为抵押，除非再贴现利率或别的利率工具可以替代它，否则，不宜将其利率市场化。

　　(二)利率的属性是二重的，其生成方式亦是二重的。一国究竟应采行市场机制还是官定机制，国际理论界观点迥异。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在信息完全、竞争充分的前提下，利率由市场自动生成、自由浮动，可以使供求达于均衡，市场全部出清，资金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麦金农和肖明确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据弃“金融抑制”，进行“金融深化”，放开市场管制，实行利率自由化即利率水平的市场自动生成机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则从不完全信息市场角度重新审视了政府干预和利率管制的问题。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通过制定包括利率管制在内的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指超过竞争性市场所产生的收益，而非经济学通常所指的无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笔者注)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机制，弱化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金融中介、储户和企业的福利都得到改善，从而达到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由此，他们希望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能够继续维持利率的官定机制，走计划定价的老路。上述理论都从某一个侧面论证了利率的市场机制或官定机制的必要性，都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均有偏激之嫌。两种生成方式的有机组合，是当今世界各国利率生成方式的普遍格局。这种实践上的高度一致性表明，纯粹的利率自由化或纯粹的官定机制都与客观规律的要求不符。在中国利率体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尤其要注意对官定机制完全否定的倾向，不能一提“官定”，就认为是反市场的。在体制改革的过渡时期，我们还可保留或增设少量强制性的官定利率工具，如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等，以防止恶性竞争。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的“Q号条例”也实行了长达50年时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或进程，取决于货币当局对利率的宏观调控能力或程度，取决于利率官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如果货币当局对市场利率外生性的调控和驾驭能力还不乏稚弱，官方利率的决定还带有过度的公共选择性和极强的博弈性，还存在着太长的内在决策时滞，以至于官定利率发生功能变异，那么要实现利率的真正市场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定机制与市场机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运用利率的目的无非是通过它传导货币政策意向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利率传导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官定利率的诱导力和市场利率的感应度。因此中央银行应把利率工作的重点放在外生性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外生性上。对中央银行利率，重在培育其对市场利率的诱导能力，对社会公众的流动性效应和告示效应。市场利率由于内生于真实经济领域的资本供求关系，且体系极其庞大，因此对市场利率的全面调控是中央银行力不能及的。在庞大的市场利率体系中，某些短期利率的外生性非常显著，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接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并能将这种信号传递给长期利率，引起长期利率的相应变动。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其作为货币政策指示器(indicator)即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近期观测指标。例如，Ben S．Bemanke和Alan S．B1inder对美国1959至1989年30年间利率运行的实证考察发现，美国的短期拆借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FFR)具有良好的货币政策指示器功能。它的可抗逆性即对当期经济条件的抗干扰能力、信息含量、与经济周期的吻合程度、对真实经济变量如工业产出、失业率、住房开工率、个人收入、零售额、消费、耐用品订购等的预测能力以及对长期利率的导向作用等等都较之货币增长率(如M1、M2等)国库券利率和长期债券利率更强或更有效。从国外的经验看，中央银行对市场利率的着力点应在于，选准货币政策的指示器，并培育其对中央银行利率信号的接受和传递功能，扩大它的信息含量，增强它对非政策因素的可抗逆性、对其他利率的导向作用以及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可预测的影响力。我们如果以类似于美国FFR的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器，那么培育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指示器所必备的功能，便成为中国利率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