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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向拥堵，南北方向拥堵，天哪，交管局实时路况图全面飘红！”电台女主持人尖厉得有些夸张的声音，令枯坐在驾驶座上的我感到愈发无可奈何。从位于北京二环路内的宣武门，到位于西五环路内的鲁谷小区，一般开车最多也就半小时。但现在一个多小时了，我还未出西三环。
这是9月17日，北京的交通未能承受住一场小小的秋雨洗礼，在中秋节前夕刷新了自己的“拥堵纪录”：全市拥堵路段高达143条！置身这不见首尾的“车河”，呼吸着混合了多种味道的空气，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我要的城市生活。
北京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
中国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4%提高到46.6%，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如何避免像一些国家的城市那样盲目扩张，导致“城市病”传染和蔓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这也是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深刻内涵。
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我常常梦回自己曾工作生活过的另外两个首都城市：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加拿大是个富国，巴基斯坦是个穷国，但这两个国家的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究其原因，两个城市在建设前均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国家行政和文化中心，并为此制定和实施了长期的城市建设规划。
更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遵循了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环境的原则。在这两个城市里，从一片街区到另外一片街区，往往都要穿越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原始森林。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谐”的理念本来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健康城市”、“宜居城市”和“生态城市”，不应是一个新概念。□(文/杨士龙)
《瞭望》文章：优化中国城市路径
城市路径的探索，寄望困境的解决，实现品质提升，提供可供参考的城市发展模式或也为外界所期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作家郑渊洁近日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车3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每次驾车都戴纸尿裤，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无论真假，其以直白的文字呈现了北京拥堵的交通给人带来的巨大不便。
人类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至少可推及100多年前。早在1898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里，英国城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就对城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此书在1902年以《明日的田园城市》为书名再版。此后的历个版本皆沿用了这一书名。
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霍华德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城市建设，除英国外，还有法国、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以及美国等都建设了“田园城市”或类似于此称呼的示范性城市。从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官员、学者的观点来看，与其理念最切合的城市建设，正是当下优化中国城市路径的生态城实践。
在此之前，新中国六十年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大地上对于城市路径的探索一直持续，而上海世博会则是新的标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积极影响世界，这或将成为人类对城市集体思考的一次引领。
下一个六十年，是新中国考虑诸多发展问题时的限定语境。从更短的时间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50%的判断已多次出自官员与研究人士之口。步入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但破解当前城市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从限制人口流动到城乡统筹
60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走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由于“一五”期间工业化推进很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情况比较突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此种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时达到了高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市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尽管有政策严重失误的原因，但一个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自此，在城乡关系上开始提出一个安全思路：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此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高城市化率之后才有的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出现如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政治运动一度封堵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户籍登记作为这一特殊时期的衍生品，随着1977年《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发布，转身为与利益密切挂钩的户籍制度。这成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城乡沿着各自的路径渐行渐远。
1979年以后，政策的重大变化在于不再限制人口流动，一度严格控制的农民进城的疆界渐渐消除，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仍旧没有给进城务工的农民留下太多的活动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城镇建设”的理念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并为中央所接受，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小城镇办公室”，以推进中小城市建设。由此，国家在口号上提出发展小城镇，也开始放开小城镇户籍，国家允许农民把户口迁到乡镇。不过这离真正的城市化仍旧有距离。
90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地增长，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大城市扩张变成不可阻挡的发展模式。流动人口到2003年已超过1亿。政策口子也由“离土不离乡”转变为对“离土离乡”既成事实的默认。
2003年，以《收容法》的废止为标志，人口流动开始真正放开。随着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没有拦阻外来人口的理由，并且提出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
由此开始，中国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政府更多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提供服务，并强调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接纳。中央与许多地方开始提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
转型是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命题
世界知名的英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彼特霍尔曾经把世界上的城市化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失败的城市化”。以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为代表。之所以称为“失败的城市化”，因其走的是一条人口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贫民窟。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城市脏、乱、差，且没有什么投资环境。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过早、过多地转移，农产品也就减少了，这使得城市和农村两头受损。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非洲的人均GDP比中国多一倍，而中国现在是他们的三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城市化路径选择的错误。
第二类就是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模式，一批人回到乡村。
第三类是以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健康模式”——人口转移与就业安排基本同步。彼特霍尔把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称为“健康模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一定程度上，国外学者的评价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状况。但他在积极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伴随机械化带来的交通拥堵；农民入城后能耗提高，城市面临的能源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盲目扩张状况带来的耕地流失；水资源的缺乏；等等。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则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城市时代。
从主观层面来看，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对“城市”一词的修饰多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的提法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迅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是从社会与人的角度来考虑，更多地强调城市是大多数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与和谐。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为城市主体来看待外，还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数人或者贵族的利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城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城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李迅说。
寻求城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双重动力正推动着中国的城市转型。
城市转型的生态探索
9月28日，正值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奠基两周年。首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定于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探索，中新天津生态城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一次有别于传统城市建设因素考虑，在非耕地、水资源匮乏的地方打造一座新城。仇保兴的判断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成功了，中国以后的城市走向就可以同时应对能源危机、耕地危机与水危机。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书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探索生态城建设的初衷。
一是当前全球气候、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反思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共识。
二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关键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再走传统的城市发展道路，更好地解决城市与环境资源的协调问题成为重要的战略考量。
三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也是探索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示范项目。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理念能复制、目标能实行、经验能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探索的意义看得更远。
魏建国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很关注中国在今后会建立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果这条道路确实能够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会渴望得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从而避免走中国前一阶段那种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道路。也因此，魏建国认为，生态城的建设以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的举办，不只对中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深入探索和积极实践，为中国城市路径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加有效的创新举措，这是多方的期待。□
《瞭望》文章：本刊专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
步入低碳宜居城市时代城市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说带来更多的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孙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经济影响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认为，这一判断具有代表性，高科技产业将来会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而美国在这方面是领先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是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
王玉庆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之所以把中国的城市化提到这样的高度，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6.6%，大约有6.2亿～6.3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仅以这个数字作比较，它是美国全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多，是日本全国人口的近5倍，只比欧盟27国总人口少1亿。
让人在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瞭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在注重速度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质量的提高。二者如何兼顾？
王玉庆：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中国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是46.6%，1978年是17.4%，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近1个百分点，可以说速度非常快。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经有118座。现在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主要有人口过度集中所产生的安全、环境、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和挑战。
很多专家认为，城市化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南美国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巴西的一些大城市有很大的贫民窟，其住房和基础设施都非常简陋，失业、犯罪率很高，这些人在农村的土地被剥夺以后，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就来到城市，但城市也没有适合的工作，或者只有那些工资很低的工作。实际上城市化并没有使这些人过上美好生活，达到其进城的根本目的。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就要防止这种倾向。相对来讲，有些发达国家，比如日本或者北欧一些国家，居民在农村生活得很好，他们可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许多便利条件：水、电、通信、天然气供应等都很充裕，交通也很方便，这使他们与生活在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农村也享受到大城市所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就稳定了。
我觉得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也不能看多少人不在城市，如果这些人也能过上相同质量的生活，也完全可以。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提得非常好，城市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说带来更多的问题。
像北京交通拥堵严重，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城市应该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却适得其反。城市搞得太大了，交通拥堵，效率会更低，环境也很难搞好，再加上这些大城市物价高、房价高，所以现在有句时髦的话叫做：“逃离北上广”。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非常重要。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盲目扩张，造成城市病越来越突出。
《瞭望》：城市质量的提高具体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玉庆：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内容很多。首先是就业。维持一个人在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要有一定的收入，就是说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第二是“居者有其屋”，有方便的生活条件，电、水、气、通讯、交通，等等。第三是有安全感，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如果城市的犯罪率高，而且人情冷漠，这就不符合城市发展的目的。第四是受教育的情况和文化氛围，城市要能为居民提供良好的教育、文化和体育设施。第五就是要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和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为身体健康和养老提供一个好的保障。最后是要有好的生态环境，包括水、空气、声环境以及食品安全，等等。
对于城市，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保护。有些专家评价环境问题时说：“这是涉及面最广的，而且有较长影响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交通拥堵，影响了城市效率，同时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再有就是城市化建设中的高楼大厦，对人的生活环境影响，显然不只是空气，也不只是水的污染，使人对环境的感受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每到节假日人们都喜欢去郊区走一走，因为那里能使整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到心旷神怡。这种环境的变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污染问题外，还包括人对本身价值追求和对生活目标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影响城市化质量的四大因素
《瞭望》：目前阻碍国内城市化质量提高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玉庆：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再归纳一下，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城市盲目扩张，土地的占用越来越多，而且使用结构不合理。土地对于中国来说是很珍贵的，凡是在城市周围，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土地都比较好，是比较优质的土壤。在荒漠化地区、石漠化地区也很难发展大城市。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化集约度不高，大搞开发区，很多土地闲置。而且土地使用结构不合理，比如过多建别墅；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在开发区为企业一圈就是很大一片土地，而实际上厂房没多少，周围绿地很大，土地浪费很严重。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合理地占用和使用土地，需要特别关注。
二是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贪大求洋。以前有报道说全国有120多个城市都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虽然我国百万人口的城市有上百个，但是都要建国际大都市，定位就有问题。
城市定位应该考虑这么几个条件：其一，自然因素。是干旱地区还是降雨量多的地区，是北方冬天需要供热地区还是南方夏季炎热的地方，城市是否临海、临江等，这都会有所不同。其二，城市资源禀赋的影响，比如城市周围是否有能源及矿产资源、森林等，以及原有的产业结构与基础。其三，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有些城市有一些独特的文化和文物，一些产业就与历史的传承密切相连。其四，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关系，是省会城市还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或是交通枢纽等。比如国家给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个定位本来是很清楚的，但这么多年北京市的发展没有或无法完全按这个定位办，现在城市大到难以收拾了。
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特别是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过去城市的建设重视形象工程。多是看得见的、直接能够体现政绩的放在前面，比如说修马路、盖高楼，但是马路底下的污水收集管网及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设施就放到了后面。这几年由于抓节能减排，中央和地方开始重视了，这些设施的建设就加快了。但目前来讲，还有相当多的地级市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县城至少70%没有建设。一个城市连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几十万人聚在那里，污水都不处理。垃圾也有类似情况，环境能好得了吗？城市化质量能好得了吗？
近几年公共交通的建设受到重视，本来城市建设初期就应该重点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加速修建地铁，如果十年前修的话要便宜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与城市化是同步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经济至上的思想，导致了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
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能耗物耗都比较高，高消耗的建筑、大量发展小轿车，工业、生活耗煤也很多，环境污染严重。北京大气污染除了汽车多以外，也与北京一年要烧上千万吨的原煤不无关系。
向低碳目标迈进
《瞭望》：怎样看待生态城建设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作用？
王玉庆：城市的建设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这是当前的热点。我看到的报告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进入了城市，大约有75%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来自于城市。所以城市的发展、建设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城市的减排空间最大。
生态城建设是解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高的一个很好的路径。生态城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用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建设，使人和自然能够和谐共生，这就必然对节能减排有一系列要求。再有，作为一个高效率的系统，就必须做到能源、资源消耗低，高效利用。这些都是当前提倡低碳经济的一些基本内容。所以说低碳肯定是生态城的重要特点之一。
城市的环境问题，不仅是对提高城市质量很关键、影响很深远的问题，而且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来讲也至关重要。城市的污染解决不了，城市的低碳排放解决不了，全球环境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瞭望》：中国城市化路径要实现低碳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玉庆：我觉得要实现低碳目标，应该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把建设低碳城市作为重要的目标。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世界气候组织做过一个课题叫做《国际视角的城市低碳发展》，专门讲城市的低碳发展，其中一个课题是在中国做的；研究了国外9座城市的例子，提出了城市走低碳道路的几步程序，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步，城市要确定低碳的目标，这既是政治意愿，也是市民的一种追求，是大家共同的愿望。要确定发展低碳城市，要有一个明确的减排目标。比如说现在二氧化碳排放多少，10年以后要减到多少。以中国为例，虽然绝对减排有困难，但我们可以以单位GDP能耗降低多少来约束。总之要确定目标，这样才能号召带动各方面的力量。
第二步，要根据目标对城市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一些关键的问题，然后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可行方法。比如说能源结构要不要调整？城市的能源主要靠什么？是靠煤，还是靠天然气、靠油、靠电等？比如说交通，需要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才能解决交通拥堵、污染排放高的问题？建筑如何节能，等等。
第三步，要整合或者创新一些政策或者制度，包括一些法律。要制定相关的法规制度来约束和引导城市的建设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来促进低碳目标的实现。这里很重要的是要把一些政策整合到一起，要避免政策之间互相矛盾或者部门之间利益冲突。如果各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往往是事倍功半。
第四步，要制定城市明确的减排行动方案。目标、问题和制度都理清了，制订科学、详细、可行的方案来实施尤为重要。
第五步，要建立一种机制和指标，监测方案的实施过程，对于其行动效果进行评估，并与可执行的奖惩制度结合起来，不断修正和改进方案，最终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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