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轮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始自Sachs 和Warner（1995，1997，2001）关于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这一重要而有影响力的研究表明，在控制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而随后引发的大量相关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观点（Erwin H. Bulte、Richard Damania、Robert T. Deacon，2004），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
对于这种现象，1950年代的结构主义学者主要从贸易条件恶化，即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趋于下降（Prebisch，1950）和自然资源开采产业缺乏与其它产业的关联性（(Hirschman，1958)两个角度来解释，但这两个观点都缺乏相关的实证分析的证明（Fosu，1996）。在更近的一段时间里，关注这一问题经济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来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荷兰病模型、制度解释。
——荷兰病模型
该模型推定，由于自然资源产业的繁荣，在一些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部门的要素，如资本、劳动力会转移到资源产业中去。一个正式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源产业的繁荣导致汇率高估，影响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而制造业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是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Matsuyama，1992；Sachs and Warner 1999；Torvik 2001）。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资源产业繁荣使大量资本流向该产业，对人力资本投入造成了挤出效（Gylfason ，2001），而在新增长理论的视野中，人力资本恰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动力。
——制度解释
对于资源祸水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制度解释上，大体有经济政策、寻租模型、制度质量这三个子类。有的学者（Auty,1995）从经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很多资源丰富国家或地区接受了Prebisch的贸易条件恶化说，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不适宜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寻租模型假定资源租金比较容易获得且比较多，一方面容易导致行贿、公共政策扭曲；另一方面诱使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了生产性的投入，在提高他们自身收益的同时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Torvik 2001）。制度质量模型认为一些点资源（Point resources）[1]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缺少将其资源收益成功转化为投资所必需的投资环境，反而容易诱导地方精英争抢资源，导致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从而没有足够的动力、精力去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本国的经济多样化程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Auty,2001a,b）。
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如Jean-Philippe C. Stijns（2005）对Sachs 和Warner（1995，1997）用自然资源出口密集度（资源出口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度量资源充裕度的方法出了异议，利用人均能源、矿产的储量数据，发现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呈正相关。他认为在验证这种关系时要注意经济增长模型的选择，不同的模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在荷兰病模型中，存在一个假定即只有制造业部门内部存在干中学效应从而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若将这一假定扩展至部门间，则会产生不同的结论（Torvik，2001）。而且，Jean-Philippe C. Stijns（2001）在关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中，认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基础去断定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是否负相关取决于这两者的度量指标的选择。
关于资源诅咒理论的一个简要回顾，版权所有，引用请注明出处。
[1] 点资源主要如矿产资源、能源等，以下关于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讨论均指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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