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经济时报》2006.6.13日,余杰文章《北大教授的书房》有一段感慨:“年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趋于淡漠,他们更看重自己的著作与职称,放在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多于放在教书的,因此他们的书房不再向学生们开放了。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哪里还有时间用于同学生的清谈呢?”
2、《参考消息》2006.6.14日,《竞争压力让大陆教育失去常规》提到,“北大清华的教授,地位远不及它们附属中学的教师;北大清华的校长,也绝对没那些附中附小校长风光。原因是无数人都想钻这些明星学校的门洞。明星学校的教育方式如何呢?”接下来,作者一山东某校为例,“那儿的明星中学,教学宛如集中营。五一期间也不放假,又几乎没有寒暑假,教师对学生每每发火。例如规定‘不抬头’,无论听见什么,读书自习时均不准抬头”。
同一篇报道内提到,除了父母关心大学毕业的孩子的前途外,“政府也在最近通知:各地应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纳入低保范围,如果他们9月仍未就业,可以领取低保。”
3、《参考消息》同一期,《中印何以出现人才短缺?》提到,印度一家信息技术公司要到美国招聘人才,而中国的合格会计人才比较稀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它们看起来用之不竭的低成本人才库曾经吸引外国公司的本土研究和外包业务,如今却有枯竭的危险。近期内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好转,反而会更加严峻。”“印度只有1/4的工程师、中国只有1/10的工程师适合在跨国公司工作。他们的弱点包括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较差。在中国,他们还存在英语不够流利、方法过于脱离实际的问题。”
4、上面引用了三则报纸上的消息,都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不想多说,只是忽然想到,现在为教育产业化的利弊还在争吵,我想知道,教育产业化了,教育的“企业”在哪里?如果学校被视作一个企业,什么是它的产品?以什么来衡量其产品是否合格呢?
5、现在“教育经济学”好像也挺热的,我没涉猎过,在这里想问:如何从契约的角度看学生和学校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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