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封建制比依赖土地税的中国集权制更接近现代资本主义

东欧大多都是旧教国家，俄罗斯是旧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是旧教国家。这种国家哪怕结束了集权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需要进行宗教改革，需要倒向世俗文明（几乎就是颠覆信仰），谈何容易！

论中国资本主义只有经济萌芽而无系统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萌芽

尼德兰靠海，因此有捕鱼业、造船业和航运业，有国家与之抢渔场、抢造船业市场和抢航运业市场；为什么在古代西方出现的这些商业文明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没听说过。
只有在相互竞争的多个国家的封建制才会出现以上现象，而中国封建制结束得太早，还未出现以上现象，如果封建制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因靠海而造船技术发达的吴越齐三国迟早会出现以上竞争国际市场的商业文明现象，与尼德兰一样，三国当中只有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赢得市场。
由于以上商业文明现象只在相互竞争的多个国家的封建制才会出现，所以从这些商业文明现象衍生出的商业文明概念只会在国际间的对外贸易才能形成：进口、出口、关税保护、原料、制成品、市场、垄断、殖民地（为了保护殖民地又衍生出制海权等海洋文明概念）等商业文明概念，国内商业贸易是无法完整形成以上商业文明概念的。
由于封建制结束得太早，缺乏国与国之间相互贸易的历史和经验，导致中国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在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层面却是空白，没有产生市场、原材料、制成品、垄断、殖民地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军事保护殖民地市场及原料产地的思想，以及产生通过进出口关税调节来保护本国工业的思想，例如对于东西方贸易枢纽菲律宾，如此重要的殖民地却不加以军事保护，完全没有形成殖民地等西方重商主义概念，所以中国产生的是被动的资本主义萌芽，当海外白银停止流入后资本主义就停止发育，而不能使资本主义萌芽处于自我发动状态，即使外界刺激停止也能自我发动完成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在西班牙的美洲白银停止流入后，主动探索通往欧洲的商路，由于直接沟通商品产销地，所以价格便宜不少，而价格减低能推升需求，完全可以弥补美洲白银停止流入造成的损失，至于日本白银停止流入，则可以与幕府协商，看能否用其它条件作为交换重新开放同中国的贸易，协商条件可以参考荷兰是如何取得垄断日本通商特权的，估计荷兰可能与幕府合作分利，明朝完全可以对幕府让利取代荷兰的贸易特权地位。



论到底什么是财富
   
欧洲的历史表明，制造业是财富之源，但是明朝是在拥有世界上最赚钱的制造业的情况下穷死的。原因是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发生在经济层面，而在思想意识层面没有萌芽，只在经济层面萌芽而在思想意识层面没有萌芽是资本主义萌芽吗？欧洲重商主义者得出制造业是财富之源，在欧洲重商主义语境条件下成立，否则就不成立。
尼德兰独立之后，西班牙切断了尼德兰香料贸易的货源，但是尼德兰没有被动的停止香料贸易，而是主动探险找到通往东方香料产地的新航路，进而垄断欧洲的香料贸易，成为称霸世界的海上马车夫；如果明朝能在西班牙的美洲白银停止流入后，主动探索通往欧洲的商路，由于直接沟通商品产销地，所以价格便宜不少，而价格减低能推升需求，完全可以弥补美洲白银停止流入造成的损失；至于日本白银停止流入，则可以与幕府协商，看能否用其它条件作为交换重新开放同中国的贸易，协商条件可以参考荷兰是如何取得垄断日本通商特权的，估计荷兰可能与幕府合作分利，明朝完全可以对幕府让利取代荷兰的贸易特权地位。只有在思想意识萌芽的条件下，制造业才是财富之源，否则会发生守着金饭碗饿死的情况。

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经济：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

    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经济，君主权力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离市场经济的距离就越远，中国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因此中国经济是纯粹的权力经济，权力扭曲经济甚至能使价格信号失灵（例如明末粮食价格信号失灵），而欧洲国王权力受到贵族抑制，所以欧洲国家经济处于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欧洲国王试图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移动，但是只有向市场经济方向移动（发展对外贸易）阻力最小，往权力经济方向移动（任意对国民加征关税）则受到巨大的阻力，于是欧洲国家的经济最终演化为市场经济。

在线吴斌 发表于 2021-9-2 20:56
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经济：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

    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经济，君主权 ...

400年前欧洲天主教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叛离旧教，自立新教，他们抛弃了教权，抛弃了仇商教条，架空了王权，这样才有了资本主义，才有了公正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新教与旧教之间就为此打了30年的战争，新教赢了。

论重农抑商与粮食产能过剩

    俗话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古代工商业能与农业争夺劳动力是因为工商业报酬高，由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而吃商品粮的城市务工人员增多，会推升粮价，农民收入会提高；如果是这样发展，工商业发达导致城市务工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富裕阶层，并增加了工商业税收使国家富裕，当天灾发生时，农民可以进入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务工，或者凭积蓄度过荒年，或者靠财政宽裕的国家救济，等来年粮价上升时积极生产粮食。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重农抑商，视工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为动摇统治根基，对工商业极力打压，希望劳动力都从事农业生产，种粮的太多导致粮食生产过剩，谷价大跌农民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没有积蓄或者欠债还不上，一遇天灾就会破产，导致令统治者头痛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工商业不发达也使农民少了一条进城务工的退路；而且只依靠农业税而工商业税少，使国家财政能力有限，无法救济灾民。
    产能过剩被认为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现象，而古代中国农业是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唯一产能过剩的产业。

中西君主权力差异导致中国重农抑商西方重商主义

像西方君主那样辛辛苦苦发展商业只能收点商业税，大头都被商人拿走了，而商鞅看中的不是那一点点商业税，连商人应得的大头都被看中了，商鞅的意图是消灭商业，使商业利益尽归国家；而且不仅仅是垄断商业利益，土地产出最大化也被商鞅想到了；在垄断商业利益和最大化土地产出之后，秦国的国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不然哪来的财力支撑秦国的扩张。
    西方君主就没有东方君主那样的权力了，连土地税都无权征收，土地产出再大也没有君主的份；唯一能动点脑筋的就是发展对外贸易收点商税，但是商业利润的大头归资产阶级，这也是资产阶级实力坐大而君主实力相对变弱导致革命成功概率提高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重农抑商，为什么西方重商主义，都源自君主权力差异。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为什么工商业这么赚钱，荀子仍然说“工商众则国贫”，荀子是战国末期人，亲眼见证了秦国商鞅变法导致的富强，即便是“共有其赋，足以富国”的工商业，但是国家得到的只是小头，而秦国垄断了商业利益的大小头并最大化农业产出，因此工商业发达的富裕国家与秦国相比，仍然显得贫穷。
工商众则国贫当中这个众字表明工商业发达，否则就不会众，但是工商业发达的国家与重农抑商的秦国相比仍然显得贫穷，因此商鞅变法给后世历朝历代起了一个很坏的带头示范作用，都效法秦国重农抑商，而不效法工商业发达的国家。

在线吴斌 发表于 2021-9-4 11:01
中西君主权力差异导致中国重农抑商西方重商主义

像西方君主那样辛辛苦苦发展商业只能收点商业税，大头都 ...

但凡权力垄断者都不能容忍有人富可敌国，不能容忍民众无需依赖他们的统治而存活，因此都会抑商。无论是西方教廷还是中国朝廷都一样。

西方教廷用仇商教条来抑商，中原朝廷用政策来抑商。前者无可药救，后者可以改革开放。

中原文明没有仇商教条，但过去两千年来一直被驱赶南迁。经过多次衣冠南渡，勤商人文早已经落地生根在南方，尤其是广东。正史说广东那么些圈圈是北京画的，但野史却是说是广府人画的，而且“市场调节”就是那个圈圈方案的标题，圈圈方案背后还有经济理论作为底气，绝不是摸石头过河。

论商业文明的断裂

为什么宋代收得到商税而明朝收不到？要想收到商税，首先得建立起商业文明。
宋代商业文明体现在：商人地位高，商人可以出仕、为商人经商提供便利条件、税收政策公开透明、严防吃拿卡要、严防滥收税、商人可越级上访；以上商业文明明朝一个都做不到。
宋朝的商业文明不仅于此：宋朝时陆上丝绸之路被敌国封锁之后，宋朝商人寻找新的商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而在明朝当美洲白银停止流入之后，明朝商人却不知道探索通往欧洲的商路。
中国宋代发达的商业文明由于朝代更替而断裂，以致明朝没有继承到宋朝的商业文明，明朝收不到商税，又被动的停止了海外贸易，导致明朝最终被财政压垮；历史凸显了稳定发展环境（使商业文明不断裂）的重要性。


论封建制能为工商业文明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诞生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环境，西方为孕育资本主义提供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而集权制中国频繁的朝代更替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封建制解决了导致中国历史断裂而陷入循环的两大问题：来自北部草原民族的外患与农民起义的内乱。
北方草原民族始终是中国历史断裂的隐患，中国大一统之后国力反而变弱了，而在春秋战国封建制时代，面积很小的诸侯国就能和匈奴周旋而不败，因此施行封建制的中国历史不会断裂（于外患）。
至于内乱，集权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小农经济脆弱易导致土地兼并，所以集权制不稳定，大约两百多年不超过三百年就会朝代更替，导致历史断裂；而封建制是建立在层层分封的大地产经济之上的，大地产经济拥有较强的转移支付能力，所以封建制稳定，春秋战国时代延续了五百多年，如果不是商鞅变法，中国的春秋战国封建制时代会延续更长的时间，为工商业文明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封建制诸侯国为什么有强大的战力，为什么能长久的保持稳定？
封建制解决了困扰中央集权制的两大顽疾：土地兼并和腐败，关于土地兼并前面有论述，至于腐败只会发生在官僚集权制国家，而封建制国家的统治者贵族的收入全部来自于领地，是合法收入；封建制决定的地缘政治竞争有利于有才能的人的出头，像管仲、李悝、商鞅及哥伦布等人才都是封建制时代选拔出来，而大一统之后失去竞争压力导致人才选拔机制跑偏，例如晚明“问钱粮不知，问甲兵亦不知”；封建制国家能够精细化管理，例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李悝以丞相之位具体指导如何播种等细节，为了保证武器制造的质量，吕不韦以丞相之位兼任兵工厂厂长；封建制与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及学术繁荣等有关；这些因素使封建制国家小而不弱。
封建制国家既无因土地兼并和腐败造成的内忧外患，又有得力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精细管理，有利于国家保持长久的强大，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稳定持久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