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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acro/20101208/3020087.shtml
左尹
拜访完高盛，从纽约驱车近三个小时来到纽黑文，直接到耶鲁大学高尔夫俱乐部，风尘仆仆。宾主寒暄入席，头菜上过后，风度翩翩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席勒(Robert Shiller)上台演讲。
他开场说，我在高尔夫俱乐部跟大家讲金融危机的问题，似乎不合时宜。当然，如果大家不介意，我也不介意。于是，席勒的演讲从当晚耶鲁大学Whiffenproof学生合唱团的表演开始：
今晚有一个特别的表演，是耶鲁Whiffenproof学生合唱团的表演。这个合唱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合唱团的名称很有意思，Whiffenproof，谁也不知道含义是什么：有人说是一种向后飞的鸟；有人说是一种向后游的鱼；有人说是一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山里动物……
这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有些相关。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何走出危机？众说纷纭。然而，就像这合唱团的名称一样，其实谁也不知道。
美国和欧盟看起来还是很虚弱，欧盟更弱一点，因为债务危机爆发了。根据传统经济学的模型，它们的经济应该复苏了才对。但如果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的投机泡沫破裂后，整整20年经济一蹶不振。
这次金融危机十分严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出现全球GDP下降的情况。预计2010年GDP增长率为4.2%，发达国家为2.1%，发展中国家为6.4%。其中部分增长是**刺激经济、援救企业创造出来的。
好在这次危机之后各国**进行了史无前例、高度紧密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最近在首尔结束的G20峰会的官方声明中如是说。
这次危机暴露出世界金融体系的极端脆弱性：一个地方出现泡沫，全球各地一系列金融机构都会被拉垮。**出手援助，又激起公愤，人们觉得**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富人，这不公平，大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力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提出的有关降低对系统有重大影响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的政策框架，这很不容易。上世纪30年代，各国领导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惊慌失措、互相攻击。
像雷曼兄弟这样，所谓“大得倒不得(too-big-to-fail)”的金融机构给整个系统带来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机制，各国的破产法各不相同，各自为政，难以应对全球性危机。除了像雷曼兄弟这样的银行，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金融机构都有此问题。2007年，AAA评级的房地产证券引发这场危机，信用评级机构该担当何罪，三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
美国国会于2010年7月通过了《道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就重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深刻改革。该法案已经生效，不过还没有实施，还需进行大量研究。
金融稳定委员会、美国DF法案、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都试图建立一个更完善的破产机制、公司解体机制，确保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可以平安解体，而不至于破坏整个金融体系，也不需要纳税人的支持。但是这目前只是一个实验。比如，根据美国DF法案，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接管。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否真的有勇气和能力这么做呢？等到“国有化”关键一刻来临时，如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惊慌失措，不能胜任，怎么办？
2007年至2009年的危机席卷全球，各大经济体无一幸免，受灾面之广令人震惊。不过，中国经济很强健，受危机冲击后只是增长放缓，没有伤筋动骨。中国经济可能也会“二次探底”，但弹性活力很大，不会遭受根本性破坏。比如中国股市，2007年冲到顶峰，2008年又跌到谷底，典型的泡沫，但泡沫破裂后又很快回弹，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我想这主要是人的心理作用，中国人很有信心，所以反弹很快。
至于我个人的股票投资，以前买过股票，美国的市盈率偏高，但不是特别高；再说，手上的美元总得有去处。至于中国股市，我没有提前看到2009年的反弹，错失良机。
我们不要害怕金融危机，不要害怕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这是成长的烦恼。我怎么知道中国人重视金融呢？因为我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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