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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羅衛東
经济学家似乎变得越来越爱谈理性，而且变得越来越试图以自己所谈的理性来代替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性范畴。经济学家的这种兴趣的转移，天晓得让哲学家们内心产生了多大的郁闷。的确，这正如一句俗透了的行话所说的“在木匠的眼里，月亮也是木头做的”。在经济学家那里，一切的理性就是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理性。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经济学家在阐释这个复杂概念中的自信和自得。在我的朋友中也不乏经济学理性主义者，他们的自然发展必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大概是两年多以前，我在网上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提出了批评，经济学院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教授当即提出要与我进行公开的辩论，我当时是应允的。后来因为时间的局促，未能履约。但是我一直未放弃辩论的准备，先后写了数万字的文字。这些虽然没有发表的价值，但对我自己厘清在理性概念上的基本思路非常有用。其实，理性本身是一个伪概念，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一个泛概念，就像我们说到的“世界”“社会”“人”这样的概念一样。在日常讨论时，我们似乎都很清楚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一旦严加考问，则似乎有抓不住它的确切的含义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模糊数学的问题。理性，在经济学家看来当然是那种以计算的方式追求最大化的能力或者行为。这个概念的虚妄在于，什么是计算，什么又是最大化？这是全然虚置的，是一个隐含的假定。经济学家们从来将其作为一个缺省配置，而未见人认真地讨论这个隐含的假定本身。这个事实说明了，理性是一个人类自身一种性状，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我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我们有时在理论上使用理性的概念，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捕获实在的概念之网，有时又不知不觉地将其当作是被概念之网捕获的实在之鱼。全部的混乱就起因于此。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只有当他清楚地明白“理性”这个概念与人类其他的概念一样，这是一个针对人类某种性状的一个假定，是强行捕获实在的一个工具，他才能够准确地定位一种理论的界线。正如韦伯所反复提醒的，人类所发明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实在的对应物，而是强制固定实在的一个脚手架。康德以来，那种摹状主义的科学理论开始日益被主观主义和理性为自然立法这样的科学观所取代，约定主义科学观占据了主流。按照这个主义的思路，“理性”的内容必须是学术同人共同约定并且用来捕获现实的。正因为如此，哲学家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哲学家之间的一种约定和认同，经济学家的理性也只是经济学家的约定和认同的产物，试图把经济学家约定的“理性”概念用来取代哲学家的同一概念，或者相反，都是粗暴的和荒唐的。充其量我们只能力图在各种“理性”概念之间作出意义上的对比和翻译，而有些可比有些不可比。这样，我们各个学科之间的“超”和“跨”首先就必须是作出基本概念的比照和翻译。不做好这个工作，则其他学科的人讨论的话题，我们自以为听懂了和理解了，其实完全弄错了。
汪丁丁这些年来所作的工作，有一块看来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一直致力于一种概念的比较合翻译，虽然他很显然犯过而且似乎还在不断地犯将日常用语和科学术语相混淆，或者将一个学科的术语与另一个学科的同一词汇的术语相混淆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很难避免，是推进跨学科研究中的必须交纳的学费。
公正地说，经济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都是在使用自己的工具去处理实在以便形成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使用同样的词汇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词汇居然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呢？如果这个词汇不是有一个完全独立于其他具体释义的元含义，我们几乎不可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干出以一个词汇表征不同含义的愚蠢的事情。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要么还不知道在词汇的背后，在我们潜词造句的隐秘处，躲藏着一个妖精，它不让我们识破它的原型，这个柏拉图的“理念”是隐藏得如此之深，我们只能想象它得以地嘲讽着人类的愚蠢；要么我们只能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或者分析哲学方法解读出“理性”一词各个不同的含义。对于“理性”这个概念而言，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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