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选择诉讼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本文为转贴，题为：因为收费，银联正把自己逼向绝路；
7月4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正式受理上海市民邓维捷告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一案。据《上海证券报》报道，跨行查询收费遭遇起诉一案有新进展，4家被告单位已经成立一个应诉小组，牵头单位为中国银联。
此前，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与消费者对簿公堂不是银联的最佳选择。但银联似乎铁了心要打这场官司。银联或许是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倘若银联胜诉，就为自己的收费找到了法律支持———既能为过去的收费正名，也能在此事平息后继续展开收费。并且，由于央行、银监会、发改委等部门，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压力，银联收费随时可能被叫停。倘若得到了法律支持，就彻底堵住了央行、银监会、发改委等部门的嘴，使他们无法以行政权力强制银联取消收费，等于为银联下一步的收费同时扫清两个障碍。
其二，银联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对簿公堂，而不是与邓维捷和解，还因为，倘若银联败诉，银联过去的收费项目绝大部分将变成非法，而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成为央行、银监会等部门的头痛难题。银联想通过应诉，来给央行和银监会施压，迫使央行和银监会站在银联这一边———因为无论对于银联还是央行、银监会，都输不起这场官司。银联巧妙地利用其与央行、银监会在某些利益方面的共同点，来悄悄地借力发力，达到维护自己私利的目的。
其三，倘若银联胜诉，坊间恐怕再难有起诉银联的———银联可以杀一儆百，逼使消费者屈服，听任银联的收费继续进行，而银联则可以从此高枕无忧———民间的批评之声早已有之，银联从来没有在乎过。银联试图通过打赢一场官司，来节省自己直接面对消费者挑战的成本。
但是，银联少算了一笔至关重要的账———民意。倘若银联胜诉，民间的不满情绪将再次失去疏导的机会，银联早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跨行查询收费激起的不满之声，对于任何一个靠市场生存的经济体而言，都是一个不祥之兆。2006年，是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全面改革的界碑时刻，外资银行正在磨刀霍霍蚕食国内市场。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人出于对银联乱收费的激愤，撰文企盼外资银行来得再快一些，而这种呼吁响应者众，这意味着什么？
当初成立银联有两个目的：一，在内地金融服务业开放之际，急需要一艘“航母”来对抗外资银行卡巨头万事达和VISA。二，为了统一标准，避免重复建设，减少交易成本。但是，银联正在陷入自己为自己设置的一个陷阱：倘若它是为了做强做大，对抗外资同行，它就没有违逆民意，强行收费的理由；倘若它避免了重复建设，减少了交易成本，也没有强行收费的理由。
显然，银联短视的收费行为，乃是对自己的一种背叛———它在悄悄地蚕食自己存在的合法基础。如今，外资银行卡巨头正虎视眈眈，原银联创始人、总经理周晔，原银联总裁助理穆海洁等一批中国银联原高管创建的“汇付天下”正悄悄揭开面纱。面对近在眼前的竞争对手而不见，一个刚刚形成的垄断实体就“病”成这样，还能指望它将来能有什么作为吗？
现在问题来了，利用制度经济学，我们可以怎样分析银联的这一行为选择？
可以提供的几个考虑点是：
第一：银联、央行、中国银监会，甚至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利害纠葛会对银联的利益产生怎样影响？是一种怎样的博弈？各行为主体的最佳应对策略将是什么？
第二：上述几个主体之间的这种利益纠葛，会不会影响到司法以及最终的判决结果？？
第三：怎样看待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本质原因？
第四：银联为何不顾虑民间的怨言？这种怨言的出现，最终能否影响到银联的决策？能否影响到银联的决策，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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