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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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公共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让·雅克·拉丰
（法国图卢兹大学）
( 张文春译校)
1． 导言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进行公共干预问题的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70年代初成为独立 的学科，并在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期刊。
我们将简单地论证，现代公共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是，政府在实施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上的职能时，会多少明确地考虑信息的约束。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对慈善政府（benevolent State）的批评，以及目前政治经济的复兴，成为解读公共经济学新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我们将用四部分来说明这些问题。
第二章将评述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范例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含义。第三章全面地评述，当考虑政府信息约束时，在公共经济学中可以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第四章是对慈善国家范例的论述。第五章将简要描述我们对公共经济学未来发展的看法。
2． 公共经济学和阿罗- 德布鲁模型
在阿罗- 德布鲁模型中，慈善国家掌握全部信息，再分配问题是通过第二福利法则（second welfare theorem）解决的。在产出集合（production sets）凸性假设（convexity assumptions）下，当竞争性均衡通过一次性总付税（lump sum taxes）对初始资源重新分配时，任何帕雷托最优资源分配都可以最终被分散。同样的，对公共物品征收一次性缴纳总额税不会改变资源竞争性分配效应。在1970年以前，公共物品分配的效率标准，外在因素适当的内在化，预算平衡的公共产品的定价都被广为接受。
一个实质性问题一直在推动着理论家的研究。第二福利法则中有关产出集合的凸性假设在公共经济学中是有争论的。适当的市场会产生外部因素的内在化（阿罗 Arrow，1969），在负外部作用下，产出集合非凸性的范围会延伸到污染权（斯达雷特 Starrett ，1972）。只有非线性税对信息的要求比较苛刻，因而对帕雷托最优分配的实施产生质疑。同样，对大量的公共服务，产出集合的非凸性（自然垄断假设）似乎成为法则。赫泰灵（Hotelling）1938年援引的例子，要求一般均衡学派理论家采用边际成本定价，并通过一次性缴纳总额税弥补公共基金的不足。采用边际成本定价的竞争均衡导致非凸性，但是，帕雷托最优并不支持这些有价值的概括。盖茨尼尔（Guesnerie，1975）举例说明，即使是以边际成本定价，一些初始资源的分配与帕雷托效应也是相互矛盾的。贝托（Beato）和马斯-考利尔（Mas-Colell，1985）提出，在没有一次性总付税的情况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既使生产效率受到影响，在一般均衡下，边际成本定价不允许帕雷托最优的分散。
但是，对于信息完全的慈善国家，为什么有人希望分散帕雷托最优呢？怎样管理公共公司的问题，在15年之后通过新经济管制被重新提上日程。
3． 公共经济学和不对称信息
3.1 最优所得税
我们现在能够确定一些先驱（维克瑞Vickrey，1945，米尔利斯Mirrlees 1971）必定是第一个决定性攻克非线性定价和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的人。其文章，从基本的方法论观点看，是一篇理论和经验有机结合的著述。
米尔利斯模型的核心是有关代理人（agent）内在产出的不对称信息。一次性缴纳的总付税允许重新分配资源，会需要有关这些产出外在化的知识。政府必须用税收满足自身的需要，税收不仅是以可见收入（取决于产出）为基础的，还以生产时间为基础，但税务机关对非显性工作时间的确定是有差异的。
通过简化的对替代品边际率在收入和闲暇之间好的假设，形成代理人内在产出的一元方程。通过对有关资源分配产出中分散信息的课税，米尔利斯能够完整地提供约束特性描述。对庞特瑞根（Pontryagin）理论的引用，使其能够得到一些税率表中的参数，这些丰富了本瑟姆特（Benthamite）的社会福利函数，尤其是，事实上，大多数产出代理人的边际税率要为零。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工作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这可能是因为模型的虚化特性，忽略了避税、所得审核等。新近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产出的非凸性和承诺的提高，使研究工作更加困难。然而，文章中提出的激励性再分配和交替（trade-off）阶段的主要经验，使得第二福利法则失去效用。再分配越多，则生产效率越低 。
3.2 一般税收理论
戴蒙德（Diamond）和米尔利斯选用一般均衡结构为线性税的一般理论提供支持，这是有较大实际影响的。在这里，信息约束总计了所得税和消费税的线性。除证明了在一般均衡结构中产出效率的结果外，这篇文章还把税收理论提升到一般经济理论的水平。税务机关通过对特定经济事务的观察和其他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明确最优税制问题就是税基和税率的最优设置问题。除了这些成果，从次优税制（盖斯内尔Guesnerie，1995）得出的一般结果仍有缺欠，不得不被调整过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方法所取代。按照帕雷托的观点，有那么一点雄心勃勃的有关改革局部利益的计划，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方法论的构架（见艾哈默达Ahmad 和斯特恩Stern，1991）。对微观数据的经济学研究，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中公平和效率的替代问题（金King，1983）。
3.3 免费搭车的问题
在70年代，伴随着格罗夫斯roves，1973）和克拉克（Clarke，1971）的论文，公共经济学一度崛起，新的结论是计划解决免费搭车的问题，也就是当不知道代理人为那些公共物品付钱的真实意愿时，政府如何确定公共物品的水平和筹资的问题。即使这些结论的体系在经验上的适用性是有争议的，这些在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上实现的成就，为其他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这些领域已经引用了那些工具(格林Green和拉丰Laffont，1979；阿斯普里蒙特（Aspremont）和杰拉德-瓦利特Gerard-Varet，1979)。
依照必须支付代理人成本的原则，一个人通过其活动对社会其他成员施加影响所构成的成本，是促使其在一个最佳社会状态中活动的关键要素，纵使缺乏其特征信息。一个政府能够建立统治性的战略机构，使代理人拥有线性（私人物品的线性）的偏好，并真正地显示其偏好，同时仍旧能够实现最优级的公共物品。这些机构通常既没有平衡的预算也没有个人的理性。通过对贝叶斯（Bayesian）激励力量的削弱胜于统治性战略的实施，能够得到预算的平衡。个人理性通过要求无权预付的手段能够部分地被恢复。
非对称信息对公共干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被理解。首先它引出了启示性原则（Revelation Principle），这显示了即使存在不利的选择和道德侵害，采取集权方法进行公共决策仍然是有效的。其次，它提供了标准化的分析构架，成为政府在面临信息不对称时，除阿罗-德布鲁模型外的又一选择。激励性调整帕雷托最优的概念是在激励性约束下，帕雷托标准最大化的一种分配，并已成为一个经济意义上可行的新标准，这个标准允许我们以更实际的方式对公共机构做出比较。
现在，公共经济学以启示性原则为基础，通过调整暗含的和明确的假设继续其发展进程。（见第五章）。
3.4 公共服务管制
罗布（Leob）和马加特（Magat ，1979），拜隆（Baron）和梅尔松（Myerson 1982）建立了有关自然垄断的模型，用于处理在信息不对称时的最佳控制问题。但管制者忽视了垄断成本函数精确的特性。这个信息缺口迫使管制者大体上放弃了对垄断的租金。这被称为信息租金，产生于一个高效率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去模仿一个低效率公司的可能性。管制的优化在于通过资源分配的扭曲使其变得低效率，从而减少这个成本化的信息租金。例如，在拜隆和梅尔松的模型中，通过减少产出总水平去减少租金，或者采用高于边际成本定价的方法。更为普遍的是，一个人如果花费了包括信息租金在内的社会成本，其便恢复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最优直觉。
拉丰（Laffont）和迪洛雷（Tirole 1993）以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构建了管制理论，一个未知的成本参数和一个管理者难以察觉的努力水准都会减少成本。效率租金的替代成为成本偿付管制的选择形式。在一个极端情况下，这能成为固定价格形式和减少成本的偏好；或者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能成为成本增加项和提取信息租金的偏好。最优化管制的实施经常是通过一个成本偿还规则和扩展拉姆齐定价方法实现的。
这些理论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构架用于分析传统的管制，例如回报率的管制或者价格缺口（price gap）的管制。公共服务自由化的实现在于当放开竞争时，只对在公共服务方面涉及到那些网络（network）行业自然垄断部分的调节。这导致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管制和竞争的部分选择进入价格，以确保一个好的接口。在确保仍然能够融资和发展时，如何选择进入定价规则以优化网络的用途呢？当网络竞争时，例如电讯业，我们是否应当保持进入的公共管制，以避免可能的相互勾结而取得进入收费上的互惠，或者干脆实施竞争政策呢？对于放开竞争的部分，是一定要实施竞争政策的。
这种垄断管制是公共经济学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在垄断管制和竞争政策之间必须构筑一个桥梁。但是，竞争政策的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5 政府的改革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古老争论，继而引发了关于公共干预范围和更为普遍的关于政府改革的公开争论。
重视政府信息化困难，自然导致正面提出政府结构的问题，特别是政府的等级结构问题。因此，对腐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罗斯-阿克曼，Rose-Ackerman， 1978），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基本课题。这种腐败不仅存在于政府传统特权的执行中，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于公共干预中，例如管制、经济资助、政府采购等。
政府必须委派代理人，但这些代理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政策的执行和修改都要考虑这些代理人的动机。这经常表现为减少权力的激励方案形式，以减少相互勾结的利益物（Stakes）或者减少这些代理人的组织，取而代之以独立的实体。
毫无疑问，重视约束相互勾结的政府干预相对是低效率的，但却是更加现实的。
4． 公共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已有的大部分理论发展是假设政府是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并承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职责。人们用这种方法来描述政府，使其具有这种特征，并解释已经忽视了动机问题的存在，因此把经济政策授权给了政客们。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很早就指出这种错误，它们现在处于政治经济学巨大成就的中心位置，并尝试重新引入用经济学去分析政治约束问题。这种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而这些现在是公共经济学争论的中心（迪克斯特Dixit，1996；拉丰Laffont，2000）。
实际上，通过放弃慈善政府的神话，人们可以寄希望于发展有意义的私有化理论。夏皮罗（Shapiro）和威灵（Willing，1990）设想过政府私有化的议程。公共公司的私有化在政治权力和公司之间产生一个信息不对称，这使得那些私有化工作更加困难，但随后能够使公民受益。这象是人们希望能够理论化边际成本定价的论辩（斯密 Smith，1776；瓦尔拉斯 Walras，1897），同样也希望找回喜爱平均定价法的经典经济学家的直觉（拉丰，2000）。同样，沿着这些线索，人们能够表述分权理论，以更负责任的态度裁决出效率的损失和所得（斯布拉特Seabright，1996）。
5． 公共经济学和不完善合约
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启发性原则，合约理论在合约中没有约束经济集权组织的优越性，在通过指令优化组织经济活动之前，所有信息通过激励协调机构流向政府，并向下流向经济代理人。
从以启发性原则为基础的假设得到这样一个与直觉相反的结果：如经济代理人完美的理性、信息沟通成本的缺乏、实用性理性、慈善的评判、完善的委托权。
除了发展完全合约范例用以靠近例如教育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领域之外，合约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视角，现存和不远将来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于一步步地逼进这些假设。不幸地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用一个基本方法去处理其中的大多数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基于经济学意义建立的信息沟通成本模型，我们也没有有关评判者行为模型。所以，理论家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尽管在理论上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毕竟他们提供了一些视野。
例如，对合约必要的简化出于有限的理性原因，或者，缺少慈善的评判可能限制合约的许诺权力。作为一个缺点，有人会研究如果许诺只在短时期内是可能的话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有人不能承诺而无法重新谈判（德瓦迪庞特，Dewatripont，1989）。同样的，多原则结构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从信息沟通成本和自身愿望的出发点去与腐败战斗。他们这种低效的做法，会被描述成纳什（Nash）行为的主要继承人（马蒂莫特，Martimort，1992；斯杜勒，Stole，1991）。公共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理论会被视为对宪法制度的必要简化得出的结果。未经证实的范例（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哈特，Hart，1995）也符合合约的特别约束。
我们将看到，公共经济理论通过在合约中的这些约束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一些限制。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在合约中合并各种特别的约束可能没有意义，它们不能以同一现象中得出结果为基础。从实证的观点看，计量经济学家需要将最实际的合约约束合并在一起的结构形式。当他们不是源于被很好界定的制度约束时，这需要精密的选择。像现今大多数实证公共经济学成果那样，虽然简单但结构形式完全错误，或很复杂但更实际，这样一些文章总是交替出现的。
翻译自《公共经济学杂志》2002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国际著名公共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
让-雅克·拉丰教授，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在法国图卢兹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至今。拉丰教授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担任访问教授，并于1992年、1998年分别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和欧洲经济协会主席。
1990年他创建了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并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至今。目前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产业经济最知名的学术机构之一。
拉丰教授在微观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包括规制理论、激励理论、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他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委托代理理论、80年代信息经济学与财政学理论、90年代产业组织与规制理论的世界级学术带头人，也是新规制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经济学界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拉丰教授与泰勒尔教授合作将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电信竞争的实践中，创建了电信竞争的微观经济学新理论。
拉丰教授已经出版了１２本学术专著，在各类权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他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与泰勒尔合著）一书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工具，对新规制经济学进行了最具权威性的系统分析，这本专著是迄今为止规制经济学理论最权威的参考书，被学术界称为规制理论的“圣经”。他最近与泰勒尔合著的《电信竞争》，令人难以置信地将经济学理论完美地运用到实际的政策分析中，这本专著所阐述的观点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电信改革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最近出版的《激励和政治经济学》，利用合同理论方法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开创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流派。
让·雅克·拉丰
（法国图卢兹大学）
( 张文春译校)
1． 导言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进行公共干预问题的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70年代初成为独立 的学科，并在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期刊。
我们将简单地论证，现代公共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是，政府在实施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上的职能时，会多少明确地考虑信息的约束。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对慈善政府（benevolent State）的批评，以及目前政治经济的复兴，成为解读公共经济学新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我们将用四部分来说明这些问题。
第二章将评述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范例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含义。第三章全面地评述，当考虑政府信息约束时，在公共经济学中可以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第四章是对慈善国家范例的论述。第五章将简要描述我们对公共经济学未来发展的看法。
2． 公共经济学和阿罗- 德布鲁模型
在阿罗- 德布鲁模型中，慈善国家掌握全部信息，再分配问题是通过第二福利法则（second welfare theorem）解决的。在产出集合（production sets）凸性假设（convexity assumptions）下，当竞争性均衡通过一次性总付税（lump sum taxes）对初始资源重新分配时，任何帕雷托最优资源分配都可以最终被分散。同样的，对公共物品征收一次性缴纳总额税不会改变资源竞争性分配效应。在1970年以前，公共物品分配的效率标准，外在因素适当的内在化，预算平衡的公共产品的定价都被广为接受。
一个实质性问题一直在推动着理论家的研究。第二福利法则中有关产出集合的凸性假设在公共经济学中是有争论的。适当的市场会产生外部因素的内在化（阿罗 Arrow，1969），在负外部作用下，产出集合非凸性的范围会延伸到污染权（斯达雷特 Starrett ，1972）。只有非线性税对信息的要求比较苛刻，因而对帕雷托最优分配的实施产生质疑。同样，对大量的公共服务，产出集合的非凸性（自然垄断假设）似乎成为法则。赫泰灵（Hotelling）1938年援引的例子，要求一般均衡学派理论家采用边际成本定价，并通过一次性缴纳总额税弥补公共基金的不足。采用边际成本定价的竞争均衡导致非凸性，但是，帕雷托最优并不支持这些有价值的概括。盖茨尼尔（Guesnerie，1975）举例说明，即使是以边际成本定价，一些初始资源的分配与帕雷托效应也是相互矛盾的。贝托（Beato）和马斯-考利尔（Mas-Colell，1985）提出，在没有一次性总付税的情况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既使生产效率受到影响，在一般均衡下，边际成本定价不允许帕雷托最优的分散。
但是，对于信息完全的慈善国家，为什么有人希望分散帕雷托最优呢？怎样管理公共公司的问题，在15年之后通过新经济管制被重新提上日程。
3． 公共经济学和不对称信息
3.1 最优所得税
我们现在能够确定一些先驱（维克瑞Vickrey，1945，米尔利斯Mirrlees 1971）必定是第一个决定性攻克非线性定价和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的人。其文章，从基本的方法论观点看，是一篇理论和经验有机结合的著述。
米尔利斯模型的核心是有关代理人（agent）内在产出的不对称信息。一次性缴纳的总付税允许重新分配资源，会需要有关这些产出外在化的知识。政府必须用税收满足自身的需要，税收不仅是以可见收入（取决于产出）为基础的，还以生产时间为基础，但税务机关对非显性工作时间的确定是有差异的。
通过简化的对替代品边际率在收入和闲暇之间好的假设，形成代理人内在产出的一元方程。通过对有关资源分配产出中分散信息的课税，米尔利斯能够完整地提供约束特性描述。对庞特瑞根（Pontryagin）理论的引用，使其能够得到一些税率表中的参数，这些丰富了本瑟姆特（Benthamite）的社会福利函数，尤其是，事实上，大多数产出代理人的边际税率要为零。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工作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这可能是因为模型的虚化特性，忽略了避税、所得审核等。新近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产出的非凸性和承诺的提高，使研究工作更加困难。然而，文章中提出的激励性再分配和交替（trade-off）阶段的主要经验，使得第二福利法则失去效用。再分配越多，则生产效率越低 。
3.2 一般税收理论
戴蒙德（Diamond）和米尔利斯选用一般均衡结构为线性税的一般理论提供支持，这是有较大实际影响的。在这里，信息约束总计了所得税和消费税的线性。除证明了在一般均衡结构中产出效率的结果外，这篇文章还把税收理论提升到一般经济理论的水平。税务机关通过对特定经济事务的观察和其他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明确最优税制问题就是税基和税率的最优设置问题。除了这些成果，从次优税制（盖斯内尔Guesnerie，1995）得出的一般结果仍有缺欠，不得不被调整过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方法所取代。按照帕雷托的观点，有那么一点雄心勃勃的有关改革局部利益的计划，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方法论的构架（见艾哈默达Ahmad 和斯特恩Stern，1991）。对微观数据的经济学研究，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中公平和效率的替代问题（金King，1983）。
3.3 免费搭车的问题
在70年代，伴随着格罗夫斯roves，1973）和克拉克（Clarke，1971）的论文，公共经济学一度崛起，新的结论是计划解决免费搭车的问题，也就是当不知道代理人为那些公共物品付钱的真实意愿时，政府如何确定公共物品的水平和筹资的问题。即使这些结论的体系在经验上的适用性是有争议的，这些在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上实现的成就，为其他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这些领域已经引用了那些工具(格林Green和拉丰Laffont，1979；阿斯普里蒙特（Aspremont）和杰拉德-瓦利特Gerard-Varet，1979)。
依照必须支付代理人成本的原则，一个人通过其活动对社会其他成员施加影响所构成的成本，是促使其在一个最佳社会状态中活动的关键要素，纵使缺乏其特征信息。一个政府能够建立统治性的战略机构，使代理人拥有线性（私人物品的线性）的偏好，并真正地显示其偏好，同时仍旧能够实现最优级的公共物品。这些机构通常既没有平衡的预算也没有个人的理性。通过对贝叶斯（Bayesian）激励力量的削弱胜于统治性战略的实施，能够得到预算的平衡。个人理性通过要求无权预付的手段能够部分地被恢复。
非对称信息对公共干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被理解。首先它引出了启示性原则（Revelation Principle），这显示了即使存在不利的选择和道德侵害，采取集权方法进行公共决策仍然是有效的。其次，它提供了标准化的分析构架，成为政府在面临信息不对称时，除阿罗-德布鲁模型外的又一选择。激励性调整帕雷托最优的概念是在激励性约束下，帕雷托标准最大化的一种分配，并已成为一个经济意义上可行的新标准，这个标准允许我们以更实际的方式对公共机构做出比较。
现在，公共经济学以启示性原则为基础，通过调整暗含的和明确的假设继续其发展进程。（见第五章）。
3.4 公共服务管制
罗布（Leob）和马加特（Magat ，1979），拜隆（Baron）和梅尔松（Myerson 1982）建立了有关自然垄断的模型，用于处理在信息不对称时的最佳控制问题。但管制者忽视了垄断成本函数精确的特性。这个信息缺口迫使管制者大体上放弃了对垄断的租金。这被称为信息租金，产生于一个高效率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去模仿一个低效率公司的可能性。管制的优化在于通过资源分配的扭曲使其变得低效率，从而减少这个成本化的信息租金。例如，在拜隆和梅尔松的模型中，通过减少产出总水平去减少租金，或者采用高于边际成本定价的方法。更为普遍的是，一个人如果花费了包括信息租金在内的社会成本，其便恢复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最优直觉。
拉丰（Laffont）和迪洛雷（Tirole 1993）以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构建了管制理论，一个未知的成本参数和一个管理者难以察觉的努力水准都会减少成本。效率租金的替代成为成本偿付管制的选择形式。在一个极端情况下，这能成为固定价格形式和减少成本的偏好；或者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能成为成本增加项和提取信息租金的偏好。最优化管制的实施经常是通过一个成本偿还规则和扩展拉姆齐定价方法实现的。
这些理论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构架用于分析传统的管制，例如回报率的管制或者价格缺口（price gap）的管制。公共服务自由化的实现在于当放开竞争时，只对在公共服务方面涉及到那些网络（network）行业自然垄断部分的调节。这导致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管制和竞争的部分选择进入价格，以确保一个好的接口。在确保仍然能够融资和发展时，如何选择进入定价规则以优化网络的用途呢？当网络竞争时，例如电讯业，我们是否应当保持进入的公共管制，以避免可能的相互勾结而取得进入收费上的互惠，或者干脆实施竞争政策呢？对于放开竞争的部分，是一定要实施竞争政策的。
这种垄断管制是公共经济学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在垄断管制和竞争政策之间必须构筑一个桥梁。但是，竞争政策的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5 政府的改革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古老争论，继而引发了关于公共干预范围和更为普遍的关于政府改革的公开争论。
重视政府信息化困难，自然导致正面提出政府结构的问题，特别是政府的等级结构问题。因此，对腐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罗斯-阿克曼，Rose-Ackerman， 1978），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基本课题。这种腐败不仅存在于政府传统特权的执行中，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于公共干预中，例如管制、经济资助、政府采购等。
政府必须委派代理人，但这些代理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政策的执行和修改都要考虑这些代理人的动机。这经常表现为减少权力的激励方案形式，以减少相互勾结的利益物（Stakes）或者减少这些代理人的组织，取而代之以独立的实体。
毫无疑问，重视约束相互勾结的政府干预相对是低效率的，但却是更加现实的。
4． 公共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已有的大部分理论发展是假设政府是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并承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职责。人们用这种方法来描述政府，使其具有这种特征，并解释已经忽视了动机问题的存在，因此把经济政策授权给了政客们。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很早就指出这种错误，它们现在处于政治经济学巨大成就的中心位置，并尝试重新引入用经济学去分析政治约束问题。这种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而这些现在是公共经济学争论的中心（迪克斯特Dixit，1996；拉丰Laffont，2000）。
实际上，通过放弃慈善政府的神话，人们可以寄希望于发展有意义的私有化理论。夏皮罗（Shapiro）和威灵（Willing，1990）设想过政府私有化的议程。公共公司的私有化在政治权力和公司之间产生一个信息不对称，这使得那些私有化工作更加困难，但随后能够使公民受益。这象是人们希望能够理论化边际成本定价的论辩（斯密 Smith，1776；瓦尔拉斯 Walras，1897），同样也希望找回喜爱平均定价法的经典经济学家的直觉（拉丰，2000）。同样，沿着这些线索，人们能够表述分权理论，以更负责任的态度裁决出效率的损失和所得（斯布拉特Seabright，1996）。
5． 公共经济学和不完善合约
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启发性原则，合约理论在合约中没有约束经济集权组织的优越性，在通过指令优化组织经济活动之前，所有信息通过激励协调机构流向政府，并向下流向经济代理人。
从以启发性原则为基础的假设得到这样一个与直觉相反的结果：如经济代理人完美的理性、信息沟通成本的缺乏、实用性理性、慈善的评判、完善的委托权。
除了发展完全合约范例用以靠近例如教育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领域之外，合约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视角，现存和不远将来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于一步步地逼进这些假设。不幸地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用一个基本方法去处理其中的大多数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基于经济学意义建立的信息沟通成本模型，我们也没有有关评判者行为模型。所以，理论家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尽管在理论上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毕竟他们提供了一些视野。
例如，对合约必要的简化出于有限的理性原因，或者，缺少慈善的评判可能限制合约的许诺权力。作为一个缺点，有人会研究如果许诺只在短时期内是可能的话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有人不能承诺而无法重新谈判（德瓦迪庞特，Dewatripont，1989）。同样的，多原则结构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从信息沟通成本和自身愿望的出发点去与腐败战斗。他们这种低效的做法，会被描述成纳什（Nash）行为的主要继承人（马蒂莫特，Martimort，1992；斯杜勒，Stole，1991）。公共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理论会被视为对宪法制度的必要简化得出的结果。未经证实的范例（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哈特，Hart，1995）也符合合约的特别约束。
我们将看到，公共经济理论通过在合约中的这些约束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一些限制。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在合约中合并各种特别的约束可能没有意义，它们不能以同一现象中得出结果为基础。从实证的观点看，计量经济学家需要将最实际的合约约束合并在一起的结构形式。当他们不是源于被很好界定的制度约束时，这需要精密的选择。像现今大多数实证公共经济学成果那样，虽然简单但结构形式完全错误，或很复杂但更实际，这样一些文章总是交替出现的。
翻译自《公共经济学杂志》2002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国际著名公共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
让-雅克·拉丰教授，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在法国图卢兹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至今。拉丰教授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担任访问教授，并于1992年、1998年分别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和欧洲经济协会主席。
1990年他创建了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并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至今。目前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产业经济最知名的学术机构之一。
拉丰教授在微观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包括规制理论、激励理论、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他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委托代理理论、80年代信息经济学与财政学理论、90年代产业组织与规制理论的世界级学术带头人，也是新规制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经济学界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拉丰教授与泰勒尔教授合作将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电信竞争的实践中，创建了电信竞争的微观经济学新理论。
拉丰教授已经出版了１２本学术专著，在各类权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他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与泰勒尔合著）一书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工具，对新规制经济学进行了最具权威性的系统分析，这本专著是迄今为止规制经济学理论最权威的参考书，被学术界称为规制理论的“圣经”。他最近与泰勒尔合著的《电信竞争》，令人难以置信地将经济学理论完美地运用到实际的政策分析中，这本专著所阐述的观点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电信改革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最近出版的《激励和政治经济学》，利用合同理论方法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开创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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