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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
观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合理内核,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循着李嘉图(Ricardo)创下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足迹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抛弃了生产关系,单纯研究市场一般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只是在继承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冲突也正在于此,意识形态差异导致它们对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但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经济规律描述地仅是一些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规律,我们很有必要追问这些经济规律的方法论基础是否合理,而这一点往往决定了这些理论的优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借助局部供求分析、主观心理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等工具,研究者用一整套严密、全新的经济概念体系与方法论建立了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里,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被解释成某种意义上的数学公理化,在自由放任条件下,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总能使得瓦尔拉斯竞争机制达到均衡,并且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确定性。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完全的确定性,恰恰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就建立在它的不确定性之上。首先,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注意到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协调,他的结论类似于后来凯恩斯(Keynes)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只是与凯恩斯不同,马克思希望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机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而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乘数和加速数效应加以改善。其次,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配,并提出了基于资本利得心理的“资本游离和束缚”理论,从而证明:存在资本利得心理的理性预期者会使用跨期替代来重新分割剩余价值,并动态地生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这与奈特(Knight)所谓的利润源于偏离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使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遏制跨期替代中的资本利得心理,从而消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而奈特则强调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利用不确定性增加利润的能力。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流派也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地、片面地看待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所使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不确定性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总是表现出反复的不确定性,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理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完全筑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不确定性的分析之上,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强烈的批判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有必要在经济学教学中认真强调,以便学生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确定性可能是静态的、有条件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理解西方经济学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新古典理论中方法论的局限性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体现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对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客观要求。
　　2.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存在于边沁—斯密的“利己主义”哲学体系中,人的本性被归结成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利益驱动的动机成为客体与主体的主要互动方式,“经济人”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因为瓦尔拉斯竞争机制的均衡正取决于自利行为的个人在分散的竞争市场中对市价作出决策,从而使得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体现出价格对价值的反映。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自利行为的估值体系却是一种异化,是斯科特(Scott)所谓的“作为估价之估价的贬值”,即个体或社会偏离了他应有之价值本义。
　　通过社会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希望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一种社会偏好和社会选择标准,为人们的社会决策和行为选择提供依据,从而保证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能大大降低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而制度经济学则细致观察了意识形态如何维系并强化了组织,并经由组织内的学习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从而证明了组织内部大量存在的有悖于“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现象,并希望通过提高非正式组织的学习与适用能力增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然而与这些西方经济学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扭曲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对社会存在的扭曲和蒙蔽,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制度来完成“真正理性”回归,即建立经济生产的理性以消除不确定性,完善组织内意识形态的理性以便彻底消除自利的经济人心理,推动计划经济的机制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以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也试图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不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所谓“经济人理性”的心理主义命题,而是从一种更合理的理性人性出发,在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一种维护制度与人性的结果,从而将人性中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诉求融入理性主义的范畴之中。所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采取了从主观到主观的分析过程,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采用了从主观到客观的约束模式,从而得出了不同的制度解放与人性发展模式。这种区别是两类经济学方法论差异必然导致的结果,但同时也说明如何推动人性与制度的发展是经济学永远的命题,这一观点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中认真加以对待。
　　二、对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扬长补短、相互引证,使学生能辨证地看待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自觉地结合两种理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与解决。